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质说
第一讲:先秦时期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说法
第二节: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的义理应用
刘向偏辑的《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与言论的汇集。而考古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是与《战国策》内容相同。
《战国策·秦策》“顷襄王二十年”里有一处引述《周易》里的句子，同样是作为引典来阐明事理的。
“《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
在《战国策》一书里，没有了用《周易》筮卜的记录，说明战国时代是个理性的时代。这理性是来自于国家间的生存竞争的需要，国家面临若不被消灭，而要强盛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必须理性的思维与认识现实的世界，否则其后果是可预见的。诸侯国家之间重视的是富国强兵的方略，神秘与非理性的东西被时代所抛弃。这理性也与战国百家争鸣的新思潮有关。
从对一部《周易》如何看待来看，战国时期的诸国家上层已没有人用其如同春秋时期那样的占筮的运用来决策军国大事了。这是理性的时代，这与春秋后期上层精英的启蒙无不有关。特别是孔子对《周易》的论述，对战国的《周易》学术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在对筮卜的批判上，孔武更是一针见血的指明筮卜的流害。《孙子兵法》里明确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
孔武说的“先知者不可象于事”，就是反对用卜筮的那种类象获取事情上的“先知”。孙武知道那种先知是不可信的。不但孙武知道，就是会思考分辨是非的人，都知道那种的类象（八卦取象）出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是自欺欺人的东西。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人士恐怕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人用筮卜的那一套在为诸侯王们来决断军国大事了，再那样是要亡国的。精英人士们不是为诸侯王们献计于收买人心的仁政王道，而就是献计于富国强兵的霸术。
庄子并不是孔门学者，但庄子一书里却把《易》列为六经之一。这也是最早把《易》作为经典书籍的说法。
虽然庄子认为的“六经”是六种重要的书籍，不同于后封建时期作为帝国意识形态上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的经书。虽然都是认为的“经”，可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性质不同了。庄子认为的“六经”是为重要的著作，而汉以降的“五经”或“九经”到“十三经”则是帝国里具有思想上统治地位的“经”书，即思想界具有垄断地位性质。但庄子能够把《易》列为重要的书籍看待，说明庄子也没有把《易》（指《周易》）当作筮卜之书看待，而是看成理论书籍了。这是代表了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恢复到义理之书上的认识。把《易》称为“六经”之一，说明《周易》在精英人们的心目中已理解其精神要旨，不在认为是筮卜之书了。特别在战国后期产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同《诗》、《书》那样的引用是用于阐明事理的。无疑在实际运用中，把《周易》看待是一部理论书籍了。如《礼记》、《荀子》、《吕氏春秋》这些书籍里都出现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
例如《礼记坊记》：“《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忧争利而忘义。”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引用《周易·既济》篇中的句子。
《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这句话里的“括囊，无咎无誉。”是出自《周易·坤》篇中的句子。
《吕氏春秋》里也有多处引用《周易》来阐明事理。
如《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
《召类》篇：“《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
我们通过战国时期的书籍所引述《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来看战国时期的上层文化精英者是把《周易》作为义理之书看待，这应是无疑的。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是巫术、数术在上层和文化学者层里失去了地位的时代，占筮问卜是遭到文化精英排击的时代。我们已知孔子，孙武都进行过启蒙，都反对占筮术。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们是知道，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间的取胜要依靠的是什么，不再象春秋时期那样用龟占，或卜筮来预知人事吉凶了。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韩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君主）可亡的事情之一，而列举出来。
如《韩非子·亡征篇》里说：“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这里把“用时日，信卜筮”上升到可亡身败国的高度看待，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对巫术卜筮迷信的有力排击。这就是战国时代，即理性时代里“祛魅”的声音。这理性是来自于时代里政治上的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