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回到《周易》一书四处涉及“筮”与“占”的文句。《蒙》里的“筮”说，只是个借来做比喻，并不是谈论筮卜的。《比》里的“筮”字同理也不是讲筮卜的。《颐》里的“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不但不是讲占卜，而且是反对占卜的。正是讲舍弃“灵龟”，而应面对客观的实际问题去对待。而《革》篇里“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这意思是：“大人以威如猛虎之势推行社会变革，不是靠占卜求问，而是靠爱，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这无疑是反对不合时宜的东西，要与时俱进。正是体现了《周易》作者的理性与进步思相。
综合而论，《周易》一书里虽然有四处涉及到“占”、“筮”的语句，使我们十分清楚的看到，两处是用“筮”意比喻某种道理。其它两例无疑表明对占卜的反对。“不占有孚”，“舍尔灵龟”正是代表了《周易》一书的理性。我们若打开留传下来的“八卦卜筮”之书，或是各种的“八字”，“风水”等书籍，都是在讲人事命运吉凶与如何通过推算而达到‘先知’。而《周易》是讲治国理民的政治道理。《周易》既不讲占筮，也不涉及占筮方法。虽然出现“灵龟”、“筮”、“占”字词，正是讲反对占卜的，怎能把《周易》看成是筮卜之书呢？因“占卜”是巫术的特殊形式，自然是建立在“有神”的观念上。因占卜与卜筮正是“天命观”的具体运用，即占或筮是通向神灵的中介，也是获取“知天命”的方法。当然这些是归于迷信的东西。而《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是建立在理性的思想上，并且《周易》里体现的是反对占卜。自然郭沫若以据“四项”，而认为《周易》为“古代卜筮的底本”、“魔术的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血肉的”的说法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周易》一书里还涉及到“鬼”字，那么，《周易》是否宣扬了鬼神思想呢？
《周易》一书里没有出现“神”字，而出现三个“鬼”字。“鬼”字在甲骨文里已出现。在甲骨卜辞里本义就是“鬼”。除本义外还借用方国名，如鬼方。还借用作人名。《说文》：“人归为鬼。鬼指人死后而为鬼。”“神”一字，在甲骨文里不见。也许还没有在甲骨文里释读出来。《辞源》里解释“神”为“天神”，也指人死后的魂灵。“鬼神”一词在《周书·金腾》文里已出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且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这段话意思是“因为我仁义又能巧，多才多艺，而且会侍奉鬼神。而你们的姬发不如我多才多艺，不会侍奉鬼神。但他却受命于天帝之庭，拥有全天下。所以他能在人间安定你们的子孙。”
这段话是周公在武王身患得病后，为获知武王病情如何，而占卜前设坛，祷告先王，让死去的先王神示。这段话是周公在占卜前的祷告辞。周公自认为比武王强，自己不但多才多艺，而且又能侍奉鬼神。而无奈的是，武王是授于天命，而拥有了天下。自己枉有才艺和事奉鬼神的殷勤，然没有“天命”，即没有神授于自己为王，只能事奉武王。这说明周公的世界观是神巫的，周公是信奉天命鬼神的。也说明自周公始大有挟巫术而参政的权谋了。《周书》里不凡见周公用“术”来要挟成王和诸贵族大臣及殷遗臣，使其摄政地位稳固无险。“挟术参政”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术数”、“方土”者接近权力的一大法宝。更不要说“巫术”、“术数”是谋人钱财的一条捷径。卜筮活动本是巫术一种表现形式，是求问于神灵的一种交通之方法。鬼神的信仰，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人类发展史上，无论东西方，都经过了漫长的鬼神信仰。在古代人类对自然和人生现象，缺乏科学的认识。在面对恐惧和死亡现象，产生了种种虚构的观念。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天地之神所主宰。还认为人死为鬼，对后人起着作用。从对自然神到超自然的神信仰，而人类形成了多神信仰。鬼神信仰，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抹去的精神依赖。认为鬼神时时刻刻在左右着人的命运。也就产生了巫术，占卜，祭祀来祷告鬼神、交通鬼神，以得到神鬼的保佑与禳灾。
甲骨卜辞多是各种占卜后的记录，《周书》里弥漫着浓重的天命思想，占卜与祭祀鬼神的活动记录。而《周易》没有出现“神”字，也没有出现“鬼神”一词，更没有宣扬对鬼神信仰的思想。
《周易》里出现了三个鬼字，我们且看《周易》里三个“鬼”是说明了什么？
《周易》里第一个“鬼”字出现在《睽》篇：“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姤。往遇雨，则吉。”
第二个“鬼”字出现在《即济》篇：“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第三个“鬼”字出现在《末济》篇：“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第一个“鬼”字是比喻一车迎亲的人装办成鬼怪的样子。那段话是描述一个人在路途上行走所看见的一车人装办成鬼脸的样子。而另外的两个鬼字，是方国的名称，即“鬼方”。这三个“鬼”，不讲鬼神的事。
《周易》六十四篇不涉及鬼神之事，不谈论鬼神之事，更不宣扬鬼神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