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系辞传》又是如何解释《周易》的呢？
《系辞》一文在整个《易传》里的地位非常重要，其重要是在于后封建时期里的典章书籍里所引述称为《易》或《周易》里文句，多是出自于《系辞》文。《系辞》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系辞》的产生对后封建社会里的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远远超过《周易》不说，也远远超过先秦儒道的影响。《系辞》实则成为了后封建社会文化的活水源头，也是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里的文化脊梁。每个时代里的思想家都从所谓经之首的《易》经里的《系辞》中得到那活水的滋养。真正成为帝国二千多年里文化的活水源头是《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尤其是《易》经里的《系辞》文章。但《系辞》已不是《周易》了。帝国时期里的各种文化无不打《系辞》文化思想的烙印，因为那里头有演义不完的阴阳、八卦、太极、道器这些所谓形而上的哲学命题。
《系辞》大约四千五百字，不足五千言，与《老子》（又称《道德经》）五千言是略少了几百字，但这不足五千言的《系辞》传，正是与《道德经》一文构成后封建社会里帝王文化战车上的内外两轴轮，而驱动着帝国的文化战车永不停息。而在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上，《系辞传》（《易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比《老子》一书更占有统治地位。而在帝国时代里所彰显的《易经》（《周易》加《易传》）内涵，正是《系辞》里的文化理念。
我们已知有帛书《易传》，而帛书《易传》里已有《系辞》文章，虽然与今本《系辞》篇幅内容上有出入，但与今本《系辞》思想内涵没有本质的区别。帛书《系辞》里并不排持《易》（即今本《周易》）有“占”的功能，帛书《系辞》里已有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说法。既然帛书《系辞》里说《易》有占的一面，还在乎“大衍之数”章有没有呢？若是帛书《系辞》里没有把《易》看有“占”一说，那么有没“大衍之数”章其性质就不一样了。从帛书《系辞》和帛书《易传》里的其它几篇《周易》学术文章中的一篇《要》文的说法岂不是说法相矛盾吗？这是否说明墓主人生前“兼收并蓄”各家《易学》之说，也说明墓主人生前的时期，在学术上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期。那时的西汉初期，官方还没有对产生的《易学》进行审定与统一编排呢？帛书《系辞》对《周易》的说法为何与帛书《要》文是个不相同的认识呢，而文章里都是以孔子之说的面目出现而论述《周易》的。细想想《要》文里也有子曰：“吾百占而七十也，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的说法，虽然这句话人们不能正确的理解，给后人同样的认为孔子不也信筮卜的感觉来。孔子又说：“《易》我后其视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说明孔子的《周易》观也是处于矛盾之中。正如《史记》记孔子的那些话：“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说明孔子还没有能够彻底把《周易》一书弄明白，不明白的是史巫用《周易》筮卜的关系。虽然孔子在《要》文里把《周易》一书的性质论辨的非常明确，只能说“我后其筮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你史巫可用《周易》去筮卜，我是从《周易》里求取道德义理的。这说明孔子还没有弄明白史巫用《周易》筮卜的错误证据，也给后人造成一个错觉。孔子虽重视《周易》里的义理，却不能有力的驳斥史巫用《周易》筮之的错误根本所在。
总观帛书《要》文，孔子对《周易》性质的认识，即充分肯定为义理之书，但对于史巫用《周易》筮卜没能有力的揭示与驳斥，做出理论上的阐述，这就存在着一种时代的遗憾和局限。
《要》文反映出孔子在解释《周易》一书性质的明确性，即为义理之书。而对占筮，孔子提倡的是用“仁义焉求者，故卜筮而希也”的办法解决。孔子并没有说过《周易》有“占”的功能，而到《系辞》一文里却把《周易》定性为有“占”的功用，即使《系辞》再多的从义理上解释论述《周易》，但所谓的“四焉”里“有一占”的说法，可与孔子对《周易》的认识观就不同了，其影响也就不同了，《周易》一书的性质就彻底的改变了。
因《系辞》文章的出现，从理论上把《周易》说成有“占”，就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了。无论《系辞》对《周易》说了再多的义理之说，都无法有“一占”而被冲消。这恰恰是《易传·系辞》把一部本是哲学之书的《周易》误读成占卜之书，由此造成后世跟着把《周易》误解为卜筮之书。
《系辞》文对《周易》的理论化，是亦筮亦理的面目出现，分明是帝国时期的产物。到西汉加强中央集权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时，可想而知，帛书《易传》里的《要》文对《周易》一书理性的认识还能存在与保留到《易》经里么？而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这《系辞》即筮即理的说法，才能被帝国认可，而继承保留神道没教的政治用意而保留下来，以教化臣民。而《易传》里那些其它文章本与帝国统治并无矛盾，也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