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再从《易传》里的“文言”来看是如何释《周易》的。《文言》在“十翼”里也被通称为释经（指《周易》）的文章。可《文言》只有对今本《周易》里的“乾”与“坤”进行了阐释。古人认为《乾》、《坤》两卦是《易》之门户，这是把《周易》赋予卦学内容后的认识。因为卦学上把《乾》、《坤》两卦卦符号是为阴阳之根基。并认为由“乾”与“坤”的卦画，产生了六十四卦画，这是卦学上的说法而已。“易学”中把“乾”、“坤”两卦看成门户，因“乾坤”又取象为天地，古人认为的是有天地而后方有万物，所以也特有了这《文言》对《乾》、《坤》两卦的解释。
说解释《乾》、《坤》的两篇《文言》，实则如同《象》、《彖》文那样，在所谓解释过程，是发挥与创新儒家的道德教化的新思想。从短短的《乾》篇不足50字，而《文言》一下发挥出八百多字的文章来。而这八百多字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但并不能通过这《文言》所谓释《乾》的内容而理解《乾》篇的内容。这就是古人的“释”法与现今的“解释”是个不同的概念。人们看不懂《乾》所讲的是个什么义理内涵，即使有了《文言》还是依旧的不能明白。可以说这《文言》有点借题发挥的味道，即借《周易》之文题，而发挥出儒家新理论。那么《文言》是产生于何时，其性质与《周易》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从释《乾》、《坤》的《文言》里已出现的“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的说法来看。这“子曰”一般认为是孔子说的，但这里并不是孔子说过的话，这里的“子曰”应是尊称，是儒门假托孔子之说而已。从“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来看，与秦汉时期的神秘主义思潮影响有关。《荀子·大略》里有“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的说法，显然《文言》里的“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之文句应在《荀子》之后出现，因比《荀子》里的说法增添了神秘主义思想。故《文言》的口味，是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的作品。
又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无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均是与西汉时期神秘主义思想有关，已受到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为帝王统治，寻找君权神授的理论依据。《文言》反映了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所谓《乾》、《坤》两卦的训释，而装进去富有特色的时代思想观念。《文言》作者是发挥了《周易》的义理思想，并没有像史巫那样把《周易》看成是筮卜之书。凡说《周易》是卜筮之书，简直是对《象》、《彖》、《文言》文在释《周易》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者。《文言》更是沿着《周易》的义理之路发挥出一套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思想来。
我们看《文言》在释《乾》文时装进去了如何的政治思想。
我们可通过在本书里的“《周易》译解”已知《乾》篇内容是以龙比喻君子之道，以龙的几个变化阶段，象征君子应如何行为的道理，全篇是以龙喻君子的作为。而《文言》在“训释”“元亨利贞”四字时，变成了四德之说。《说文解字》：“训，说教也”。训之意，就是将原文全部顺其理说出来，那么能不能顺其理说出来，这个理，看个人是如何认识了。古代的“训”不同于现代的“译”，这里《文言》把《乾》里出现的“元亨利贞”上升为儒家的君子四德，即仁，义，礼，功业的“理”说出来。那么《乾》里的这四字原理，就是这四德之理吗？当然不是的。这“四德”说是帝国时期儒家的思想与《周易》原创之意是不一样的。《文言》通过这“元亨利贞”四字训出“四德”的这种新儒家的大道理之说，这是古代“训诂”的方式。按现代的眼光来看，这“训诂”岂没了章法，不成了任意的发挥吗？可那古代就是遵循的这一章法。而这被《文言》的作者训成“四德”的“元亨利贞”，其原义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学界里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一些译本还是从筮卜角度，去译为“大吉大利的占卜”。一些是以万物化生的角度译为“乾卦象征天是万物的渊源，特点是元始，发展，成熟和收获”。这是按取象意而释译，并不是《周易》原创之意。《周易》原创之文，并非是按画符号的取象来填充的辞文，因卦学与卦象（八卦）产生在《周易》一书之后。
我们还记得前面讲过的《左传·宣公九年》里记载穆姜在史巫占筮出一卦时，而穆姜并不相信史巫的解释，而是自己从义理上释解《随》里的“无亨、利贞、无咎”这段话，并且是理性的解释“元亨利贞无咎”之义理，又结合自己的行为做出理性的判断。这穆姜即是从“四德”最早解释“元亨利贞”四字之义理，也是一次有力的排击巫术筮卜的那些虚妄邪说。
我们再把《左传》里记录的引来看一看。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