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普大筹划举办了一个以“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术”为题的特别书展结束后不久,胡适与校方签订的两年合约期满,见校方无意再续签合约,胡适推荐童世纲接任了自己的职务,这样,他也就失去了这份收入不高的固定收入。
以后的日子,他在美国著名学府做短期讲学,零星讲演的机会虽然很多,但因为没有可靠的收入,他在美国的经济情况也就更加拮据了。
在纽约的寓公生活,除了考《水经注》,和之前管图书之外,胡适其实还负有特别使命。胡适所以离开大陆到美国,和蒋介石的劝说不无关系。
前边提到过。1949年1月8日晚,胡适去蒋介石官邸晚餐,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的话是:“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
话是如此说,但事实上蒋对胡适这位“美国通”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因为胡适到达美国后不久,蒋介石于5月28日写有一封密信给胡适,交给了胡适一个特殊任务。
蒋在信中说:“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按:顾维钧字)大使,多加功夫为盼。”
胡适也颇为尽力。曾几次去华盛顿会见美国政界人士,但此一时而彼一时,一些过去支持蒋政府的人,见蒋政府如此不争气,不愿再为其出力。而此时,由于将政府名声不好,就是“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e 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
胡适回忆说:“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
胡适从来不是个让朋友为难的人,到处碰壁后,他通知中国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和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
这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白皮书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责外,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毫不留情的批评。在谈到蒋介石集团一败再败时说,腐败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遭遇的危机无力应付,军队已经丧失斗志,政府失去人民的支持。白皮书还说蒋介石是与过去的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
蒋介石早就得到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鲁门、艾奇逊不是东西。当时,蒋介石虽下野,但仍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在幕后操控一切。蒋介石气愤地对幕僚说:“美国政府口里总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援华时又小气得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的经援、军援得力一点,我们就不会输得这样惨。事情到了这一步,将责任全往我们身上推,太不道德!”
白皮书也使胡适更加失望和丧气,有五个月不曾去华盛顿。直到12月8日,胡适才找到一个机会,又赴华盛顿,在“东西协会华盛顿分会”上,演讲《中国历史上争取自由的奋斗》,鼓吹“西方国家不应贸然承认中共,共产主义同政治自由绝不能相容”。虽然没有什么影响,毕竟是在为逃踞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政府说话了。
胡适经常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内看书,结识了他的小朋友和关们弟子唐德刚。
唐德刚(1920—2009),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今属肥西县)山南馆唐家圩。唐德刚幼承庭训,国学根底深厚;小学五年级后,接受新式教育;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和黄彰健等人同学;194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曾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员;1944年,又应安徽学院史地系主任李则刚之聘,到立煌做讲师,教授《西洋通史》。
1948年,唐德刚赴美留学,主修欧洲史和美国史;随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取得美国国籍。留校执教长达15年,先后开设《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1962年初起,在东亚研究所做研究员,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达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之久。
唐德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成形“历史三峡”说,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历史三峡”说认为中国全部文明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中间经过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战国时期到秦汉大一统帝国,大概经过三百年,核心转变见于三个基本制度的变化:一、政治上废封建,立郡县;二、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三、学术思想上由百家争鸣转为独崇儒术。转型完成即创建了农业大帝国的定型。
近代的大动乱是从中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第二次转型。新的中华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三方面的转型:一、政治上化君权为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