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校庆50周年,同时也是胡适58岁的生日。前边说了,他对这个纪念日很重视,筹划了很久。但是,军事形势变化很快,进关的东北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密云、怀柔、昌平等,包围了北平城。
此时中共方面,已经通过方方面面,放出话来,请胡适先生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或者当北平图书馆馆长。但胡适还是于12月15日永远离开了北平,离开了北大。
关于胡适离开北平,他自己记有日记。
1948年12月14日:“早晨还没有出门,得陈雪屏忽从南京来电话,力劝我南行,即有飞机来接我南去,我说,并没有机来。十点到校,见雪屏电:“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毅生(郑天挺)与枚荪(周炳琳)均劝我走。我指天说:“看这样青天无片云,从今早到现在,没有一只飞机的声音,飞机已不能来了!”我十二点到家,又得电报,机仍无消息。到一点半始得剿总电话,要我三点钟到勤政殿聚齐。后来我们(有陈寅恪夫妇及二女)因路阻,不能到机场。”
1948年12月15日:“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今天早上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临行前胡适匆匆给汤用彤、郑天挺等北大负责人留下便条:“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只好拜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坚决不愿离开,要选择走另一条道路。胡适无奈,只能留他在北平,照看自己在东厂胡同一号住所和五大间书房的藏书,他自己带走的只有《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几部正在校勘的《水经注》。
12月17日,由汤用彤主持,在炮声隆隆中,少数教授在孑民堂开了一个简短的北大50年校庆会。
这一天,胡适在南京应邀出席了当地北大校友举办的北大50年校庆纪念会,他在会上痛哭失声,没有多讲话,只说:“我是一个离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
关于胡适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北平,除了对中共不信任和理念不同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履行承诺。因为,194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决定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派陶希圣专程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做胡适的工作。胡适在拒绝的时候曾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不过,可以肯定,原因不止这些。因为,此时出现在胡适身边的还有一个身影,就是“赫赫有名”的军统特务叶翔之。
2011年台湾出了本纪念叶翔之“百年冥诞”文集,其中有篇叶翔之自述,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三十七年冬,曾奉命于北平被围中飞平执行某项特殊工作,安然返京……”是什么特殊工作呢?一直跟随他的唐柱国写的,“叶在大陆屡建奇功”对此有所交待:“叶翔之在大陆撤退前夕,经办过好几件大案,包括在北平被中共围城之后,冒险深入城内,接出胡适、梅贻琦等一批国宝级学者。”
叶翔之是什么人?“抗战胜利时已官拜少将,身兼军统局‘渝(重庆)特区区长’,局(后改为保密局)本部第二处处长、全国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要职”。这之前叶曾于1947年9月参与侦破“北平共谍案”,亲手抓捕并诱降了王石坚,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中共秘密电台大部分暴露,中央社会部所属的重要情报系统即王石坚系统遭遇灭顶之灾,整个北方情报系统被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这之后,叶又于1950年一手侦破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从各级干部到党员共1800余人,除极少数几个逃脱外,全部被捕”,工委书记、参加过万里长征的蔡孝乾叛变,吴石、朱谌之等牺牲。
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胡适身边,胡适想不走恐怕很难。
如果胡适不走会怎么样?历史固然没有如果,而从他小儿子的不幸遭遇中也许能略知一二。像胡适这样的有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的人,在哪个年代,恐怕是不会跳忠字舞的,一些人能容得了他吗?
1948年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两人凄然相对,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北大复员,傅斯年、胡适接办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有所创获,有所成就时,“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事业”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的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