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进入蒋政府做官,但对政治还是很关注的。除了直接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外,也积极地谈政治。特别是1947年5月,胡适与崔书琴、张佛泉等人发起成立了“独立时论社”。
独立时论社,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主要是"对重要的时事问题,以独立与公正的立场,发表一点意见"。即约集一些学者名流定期撰写文章,分寄各地报馆,并指定日期一齐刊出。胡适本人除了积极写稿外,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人际关系邀集一些学者加入,如陶孟和、燕树棠、毛子水、姚从吾、汪敬煕、韩寿萱、朱光潜、邓嗣禹、王铁崖、陈振汉、楼邦彦、陈岱孙等。
1947年6月2日,一位名叫邓世华的北大一年级学生给胡适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他在信中问了七个问题,包括国家是否有救,国家前途是否无望,青年人的苦闷如何发泄等。胡适当晚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回信。后来又在给邓世华回信的基础上写成《青年人的苦闷》一文。
文章写道:“今年6月2日早晨,一个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在悲观与烦闷之中,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我。这封信使我很感动,所以我在那个6月2日的半夜后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信回答他。
“我觉得这个青年学生诉说他的苦闷不仅是他一个人感受的苦闷,他要解答的问题也不仅是他一个人要问的问题。今日无数青年都感觉大同小异的苦痛与烦闷,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件绝不容讳饰的事实,我们必须帮助青年人解答他们渴望解答的问题。
“这个北大一年级学生来信里有这一段话:‘生自小学毕业到中学,过了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自恨不能为祖国作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在太不像话。……生从沦陷起对政府所怀各种希望完全变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的念头。……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同时内战更打的起劲。生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以及内战的惨酷,联想到祖国的今后前途,不禁悲从中来,原因是生受过敌人压迫,实再怕作第二次亡国奴!……我伤心,我悲哀,同时我绝望——在绝望的最后几分钟,问您几个问题。’
“他问了我七个问题,我现在挑出这三个:一、国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为何?二、国家前途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那里?请具体示知。三、青年人将苦闷死了,如何发泄?
“以上我摘抄这个青年朋友的话,以下是我答复他的话的大致,加上后来我自己修改引伸的话。这都是我心里要对一切苦闷青年说的老实话。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我们事事不如人: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识水准不如人,社会政治组织不如人;所以我们经过了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继续生产,所以许多烟囱不冒烟了,机器上了锈,无数老百姓失业了!
“青年人的苦闷失望——其实岂但青年人苦闷失望吗?——最大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前几年太乐观了,大家都梦想“天亮”,都梦想一旦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有好日子过了!
“这种过度的乐观是今日一切苦闷悲观的主要心理因素。大家在那“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的心境里,当然不会想到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而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在胜利的初期,国家的地位忽然抬高了,从一个垂亡的国家一跳就成了世界上第四强国了!大家在那狂喜的心境里,更不肯去想想坐稳那世界第四把交椅是多大困难的事业。天下那有科学落后,工业生产落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事事落后的国家可以坐享世界第四强国的福分!
“试看世界的几个先进国家,战胜之后,至今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免不了饥饿的恐慌。美国是唯一的例外。前年11月我到英国,住在伦敦第一等旅馆里,整整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我到英国公教人员家去,很少人家有一盒火柴,却只用小木片向炉上点火供客。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旧的补钉的。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在第二次大战之中,英国人一面咬牙苦战,一面都明白战胜之后英国的殖民地必须丢去一大半,英国必须降为二等大国,英国人民必须吃大苦痛。但英国人的知识水准高,大家绝不悲观,都能明白战后恢复工作的巨大与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
“我们中国今日无数人的苦闷悲观,都由于当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够。我们在今日必须深刻的了解:和平善后要比八年抗战困难的多多。大战时须要吃苦努力,胜利之后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成绩。
“国家当然有救,国家的前途当然不绝望。这一次日本的全面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存的几个强国,除了一个国家还不能使我们完全放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