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又与17位自由职业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建议书,请政府注意有关教育的重大问题。建议书开篇即指出:“查教育为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当今宪法正在制定之时,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以使人民有行宪与行使政权之能力”。建议书主要内容包括:延用专才,增进效率;敌伪产业,拨充经费;县教育局,提早恢复;奖励私校,予以补助;教员待遇,迅即提高;被占校舍,严令发还等。
1947年3月14日,胡适在中基会年会上提出中基会与北大的第二次合作议案,具体内容是:北大向中基会借30万美元,分两年支付,作为购买图书、设备之用。北大每年付息五厘,由教育部担保,用美金偿还。两年之后,分十五年还本。
3月15日,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商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案。胡适回北平后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名单的推荐工作。
3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刚回北大,教务长郑华炽就向胡适汇报,此次学期考试,所有考试科目里半数不及格的学生有125人,先修班不及格的有60人,教务会议经过几次郑重考虑,决定按照北大学则的规定,给予退学处分。
此后,胡适接见了好几批为此请愿的学生,胡适考虑到多年战乱及不及格学生的实际困难,以及学期中退学可能会导致被退学生因无学校可入而失学等因素,给郑华炽写信,建议北大教务会议容许不及格的学生留校察看一学期,使他们有奋发振作以及补救的机会。
胡适对于此事的处理,既体现了他对学生求学机会的珍惜和爱护,也体现了他尊重北大教务会议的民主作风。
这一年五四前夕,胡适应邀出席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举行的纪念活动,作《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的演讲,随后根据演讲大意写成《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一文,发表在5月4日出版的《大公报上》。胡适在文中首先对五四运动的经过作了介绍,引用了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文章最后指出:“我们在二十八年后纪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功’,是否还‘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胡适执掌北大后,对于北大和整个国家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多设想和计划,自己也准备用数年的时间来使北大有所成就,并由此带动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演变,国民党政府江河日下,国内矛盾不断激化,胡适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教育和学术之外的事情。他一方面被迫处理不断发生的学.潮,一方面又不得不参与一些政治活动。此外,在此时期蒋介石还几次想拉胡适参政,胡适不得不想办法再三推辞。
1947年5月,全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物价飞涨。大多数公职人员、教职员工吃饭都成了问题,北大也不例外。胡适亲身感受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北大秘书长给胡适算了一笔帐,胡适1946年8月刚到北平时,每月工资28万法币,折合美金100美元,到了1947年4月,每月工资是100万法币,折合美金只有35美元了,每天只有1美元多一点。胡适说:“这点钱全家吃饭都不够。”他给美国友人徐公肃、唐世英写信说“现在我成为贫士了”。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听说胡适薪水这么少,专门托人从美国给胡适带来了200美金,补助他家用。连胡适都这样,北大的教授就更苦了。
对胡适刺激最大的是,在他主持北大教授会讨论北大未来的发展时,向达教授气愤地说:“我每天愁的是明天吃什么,哪有心情想北大十年、二十年的发展。这样下去,我们都要死光了。”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职员生活不下去,胡适感到在北大很难干下去,他曾给朱家骅写信请求辞职,朱坚决挽留,他才又勉强干下去。
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南京几个大学和北大、清华大学的学生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职员待遇,这不能不使胡适处在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知道学生反饥饿运动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不能阻止;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必须维护好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他曾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建议,对学生的反饥饿运动不要采取镇压的办法,要和缓处理。他对北大学生则竭力劝说:“我对你们的要求同情,但希望不要耽误学业。”
5月19日,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地院校校长及教授开茶话会,胡适在会上发言,他说,中国的现状,不但青年人不满,中年人也不满。认为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肩头。胡适主张,应该给予青年人合理的自由。但胡适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坚持一贯的主张,认为罢课不能解决政治问题,实际上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因为罢课的结果,受损失的是学生自己。
1947年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到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