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三次见面,胡适翻阅了蒋介石的《力行丛书》,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参阅了胡自己的一些观点,这对胡适是一个鼓舞。他期待这次会面,希望能跟蒋介石谈一点根本问题,就是自己的政治见解。
12月2日下午,蒋介石致函胡适,重申前约。同日下午,胡适通过王世杰转告蒋介石,一定践约。
12月2日晚六点多,胡适就从住所出来,直奔蒋的官邸,过了长江,受到蒋介石秘书黎婉君的迎接。
胡适以为,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准备与蒋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是,一进门就碰见一个叫雷孟强的人,吃饭时又添了个杨永泰。两个人都不走,蒋介石也不准备请他们走,于是,胡适就不准备深谈了。
席上,蒋介石要求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2.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蒋介石上台之后,不断发生学.潮。11月29日,山东省会济南发生学生罢课事件。次日,罢课学生万余人又集会游行,向省政府请愿。因此,蒋介石的兴奋点是如何整顿学风,消弭学.潮。但是,蒋介石的兴奋点不等于胡适的兴奋点。
胡适因为没有深谈机会,本已有点生气,听了蒋介石的问题后便不客气地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画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当时,胡适正企图劝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尽管蒋介石要他谈教育和学风问题,但是,转弯抹角,他还是谈到了自认的“根本问题”上。
胡适对他和蒋介石的最初几次见面,不满意,也很失望。两人谈话时间很短,胡适没能畅所欲言,晚餐时胡适觉得食不甘味。
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来,今日之事我确有点生气。”
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胡适希望能够跟蒋介石系统地谈一谈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思想。
蒋介石这次见面却对胡适印象不错,不但自认胡适的话都听进了,“甚以为然”,且对胡评价颇高,“此人似易交也”。两人感觉出现这么大的落差,正如很多人所说,关键是对彼此定位的认知歧异。蒋只把胡适当成“教育专家”,视胡为下属。
而蒋介石所以热衷于与胡适谈教育,也有他的想法。很快他就重新组阁,想请胡适做教育部长。也就是前边提到的,之后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出面拟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
只是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胡适婉拒了教育部长一职。说他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这时候的胡适认为,蒋介石他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失。
在胡适看来,领导人身边最需要的是诤臣,诤友。所谓兼听则明,“一个好汉三人帮”。一个领导人身边如果被一帮阿谀奉承之徒所围绕,是很悲惨的。胡适不但自己要做蒋的“诤友”、“诤臣”,也希望他的朋友们也能这样去做。
他在致《独立评论》的三位朋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的一封信里,曾引宋人杨万里的一首咏山泉的诗:“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鸣。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胡适希望三个在政府里做官的朋友,不要像那山泉一样,出山以后反而不声不响,而要做“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他说:“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the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胡适对蒋介石寄以厚望,希望蒋能够在诤友、诤臣的辅佐下,做一个开明、豁达、胸怀若谷的领导人,带领着中国逐步走上民主和宪政的道路上。
但是,胡适接下来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蒋介石集团正一步步加紧法西斯独裁专政。继“CC团”之后,又组织了“蓝衣社”。这两大特务组织,叫嚷“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在全国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
而另一方面,包括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等在内的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程度不同地赞同专制独裁,放弃了自由民主宪政的要求。
胡适一生主张学术理性,对于自己刊物上的学术之争,他一般不根据个人的意愿取舍。只是此次,胡适忍不住了,他一篇一篇地写反驳文章。
胡适的朋友蒋廷黻,1933年12月,在八十号《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革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