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胡蒋关系,差不多一直是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是: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一时间成了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
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份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威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除去敌对方,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很难能想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他和胡适和林语堂关系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
当然,这为后话。
1932年11月28日,正在武汉大学讲学的胡适忽然受到了蒋介石共进晚餐的邀请。前边说过了,之前胡适曾致信给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请他转送一套自己主编的《新月》杂志给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是“国府主.席”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而胡适也是遐迩闻名的新文化运动旗手。
当时正好蒋介石“剿匪”也就是剿共,住在武汉。而胡适是受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的邀请来“武大”,蒋与胡看似偶遇,知道内情的人会知道这是精心安排。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是胡适的朋友,他邀请胡适来“武大”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但王世杰还有另一身份,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简历。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专业学习。
1911年武昌起义后,返回武汉任都督府秘书。
1913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为上海《时事丛报》和北京《晨报》撰写特约通讯。并为《东方杂志》撰文,宣传现代法学观念。
192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务长等职。
1927年转赴南京,后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全力为蒋政府效力。同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28年被南京政府派往国外,任海牙公断院公断员。
1929年5月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时,主张依赖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此后历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兼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委员。
1938年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2月加入新政学系。
1939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设计局秘书长、三青团中央监委会书记长等职,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43年随蒋介石到埃及,出席开罗会议。
1945年出席国民党六大,与潘公展等组成特种审查委员会,起草《对中共问题的决议》,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
1945年秋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10月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与毛、周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
1946年1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曾任出席第二、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被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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