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的第四部分,一般被视作最为精彩的篇章。
他写道:“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会作对……
“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社会的侮辱骗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
“一切维新革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理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张了,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所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胡适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
“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球)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球),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1919年的一季度,胡适开始忙碌一件大事,就是邀请自己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
919年2月,杜威偕夫人艾丽丝(AliceChipma
)、女儿露茜(Lucy)利用休假机会到日本游历、讲学。3月,与胡适同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得知后,写信给胡适,建议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帮助中国“建设新教育”。胡适马上写信给杜威,邀其到华讲学,
适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郭秉文(1880-1969,后任南高师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陶孟和,1889-1960)赴欧考察战后教育,3月14日,他们顺道经过日本时,当面拜访杜威并邀请他到中国讲学。
在后来杜威博士致胡适的函中说:“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誉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形成有大妨碍。我想由上海到汉口再到北京,一路有可以耽搁的地方就下来看看。”
杜威原打算五月中旬到中国,住不长的时间,以游历为主,间或做几次演讲,于七八月间返回美国。但当郭秉文、陶履恭教授邀请他到中国讲学时候,他改变了原先游历为主的打算,“郭秉文博士和陶履恭教授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功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
杜威愉快接受了来自中国弟子来华讲学的邀请后,国内随之启动了杜威来华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