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进北大后,也给北大推荐了多名人才。
蔡元培曾说:“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
与胡适、陈独秀同年进北大的,有周作人、刘半农等人;先后进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陈大齐、朱希祖、刘文典、沈尹默、沈兼士、马裕藻等许多人;稍后,鲁迅也来北大兼课。新人荟萃,北大气象为之大变。他们都为《新青年》撰稿,使《新青年》阵容也更加雄厚强大,新文化潮流更加汹涌澎湃。
1918年,《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扩大编辑部,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等六人轮流编辑。同年底,陈独秀又邀集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商议,另创一个《每周评论》,仍由《新青年》同仁主持,以便及时发抒议论,抨击黑暗,鼓吹新思潮。加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成为《新青年》的卫星刊物,也成为不新文化运动中的生力军。于是,形成了一个围绕《新青年》的新文化团体,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这《新青年》团体,事实上又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北大也就成为新思想的大本营。
在伟大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陈独秀和胡适是当时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人齐名,被时人称之为“陈胡”。
白话文学的提倡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北大校内的反对者就出版了《国故》、《国民》与之对抗,后来南京又有吴宓、梅光迪等人主办的《学衡》与新文化运动分庭抗礼。
这一年的2月、3月间,传出谣言,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已经被驱逐出京。
前边讲过了,林纾则除在《新申报》上发表《妖梦》、《荆生》等小说影射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外,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函,攻击陈独秀、胡适等人“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在《公言报》发表长信,对林纾的攻击一一加以解释和反驳。
新文化运动中的陈胡,虽是志同道合,却也各有长短。胡适比起陈独秀来,较为温和,做事不够果决,却也不武断。胡适自己承认,陈独秀当年确是“一个坚强的革命家”,他的主张和言论,总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虽然有时不免偏激一些,但对顽固势力却决不妥协。
比如,1919年1月,陈独秀为了回击顽固派各方面对《新青年》的非难与谩骂,写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答辩书写道:“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仁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仁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
acy)和赛因斯(Scie
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西洋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样的答复,旗帜鲜明,态度决断,毫不妥协退让,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写不出来的。
有反对的声音未必一定是坏事,很多的时候是引起关注和扩大影响。进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经过与反对者的多次较量,文学革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胡适在1919年3月3日给女友韦莲司的信中说,文学革命的传播速度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1918年初《新青年》全部刊登白话诗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其影响,全国已经有十余种杂志开始刊登白话文章。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大力倡导"易卜生主义",对于文学界及思想界的解放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胡适把"易卜生主义"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敢于反抗社会,反抗传统,反抗市俗偏见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二是主张人的"内向"解放,树立"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易卜生主义"的倡导及被知识阶层的广泛接受,标志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的开始。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
在文章的开头,胡适便喊出:“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