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沪上求学之时,风起云涌,新旧激荡,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一起涌入上海这个开放之地。少年胡适睁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革中的世界,贪婪地吮吸着新思想、新知识。
具有开放氛围的澄衷学堂,是胡适少年时期新思想的孕育与启蒙的另一重要之地。
在这里,他遇到了给他带来思想启蒙的老师——杨天骥先生。如他自己所说“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
杨天骥,江苏吴县人,清光绪二十八壬寅优贡。“苏报案”时,参与营救章太炎等人,并积极倡言舆论自由;曾与父亲杨粹卿合著《满夷猾夏始末记》,对清廷残民罪行进行控诉;还曾与人一起资助革命宣传家邹容出版《革命军》,参与营救进步青年等。
1904年到澄衷学堂任国文教员。
杨天骥家学渊源,能文,能诗,精习楷法,精于篆刻,尤其思想活跃,目光敏锐。有一次,胡适去看他,他在胡适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于是,这意味深长的四个字镶嵌在少年胡适的心中,成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这是在清朝末年,把皇帝和孔夫子的话当做绝对真理的时代,无疑是很难得的进步思想。而最难得的,还是杨先生教国文的与众不同,居然用《天演论》做教科书,引导胡适等一班学生读了这一代名著:
胡适说:“有一次,他(杨天骥)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也很特别,有一次的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胡适最初读《天演论》的时候,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并不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也不真正了解科学的进化论。他们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一类的口号和公式。看看国际上弱肉强食的残酷斗争,想一想中国面临瓜分灭国的危机,他们更觉得这个天演公式简直是当头棒喝,受了绝大的刺激。于是,在他们同学中的第一个反响,便是改名字。有人改名孙竞存,有人改名杨天择,胡适也改了名字。
他写道:“我在学堂里的名字是胡洪。有一天的早晨,我请我二哥代我想一个表字。二哥一面洗脸,一面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我很高兴,就用‘适之’二字。(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后来我发表文字,偶然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我才正式用“胡适”的名字。”
这“胡适”,便是他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留下的一点“纪念品”。从此,赫胥黎便成了对胡适生平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赫胥黎(,1825—1895),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马克思称他是“科学界一位权威”(《法兰西内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他竭力支持和宣传进化学说,与当时宗教势力作激烈的斗争。他第一个提出了人类起源问题和“不可知论”一词。著有《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动物分类学导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等书。
《天演论》,原是《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的前两篇。严复译述,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1901年又由富文书局石印出版。今译本书名改称《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7月出版)。
杨天骥先生不仅在阅读指导中给学生洞开一扇新思想之窗,还在写作训练中融入新的思想元素,引发学生思考。前边提到了,他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为题让学生作文。
胡适在作文中写道:“……今日之世界,一强权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岂有公理哉!黑铁耳,赤血耳。又曰:公法者对于平等之国而生者也。呜呼!吾国民闻之,其有投袂奋兴者乎?国魂丧尽兵魂空,兵不能竞也;政治学术,西来是效,学不能竞也;国债累累,人为债主,而我为借债者,财不能竞也;矿产金藏,所在皆有,而不能自辟利源,必假手外人,艺不能竞也。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相角逐,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之国相待不渐渍以底灭亡亦难矣!呜乎!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兴奋者乎?”
此文针砭时弊,慷慨陈词,于雄辩的言辞、严密的推理中,表露出胡适对于中国应如何立足于强权世界的思考,折射出胡适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全文不足800字,然引据翔实,严谨有序,汪洋恣肆,笔力雄健,有声震寰宇之力,振聋发聩之功。很难想象,此等雄文,竟然出自14岁少年之手!难怪杨天骥先生读后喜不自禁地评价他“富于思考力,善为演绎文,故能推阐无遗”,并“赏制钱二百,以示奖励”。
少年时期的胡适热衷于社团活动,在不足百篇的澄衷学堂日记中,谈及社团活动的占到半数。对于胡适的这份热情,杨千里是极力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