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尴尬十分时,“公义油栈”的管事(经理)派人来学堂传信叫胡适赶快回店。原来他的三哥病危。二哥在汉口没有赶到店里的,管事只得转请小少爷去主持局面了。顾先生知信,便同意胡适将作文带回去做,下个星期交卷。胡适如犯人获赦一样,匆忙抄了题目,逃出课堂,躲过了这一劫。
赶到“公义油栈”时(油栈与梅溪学堂很近),胡适的三哥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荀延了几个钟点,便断气了。死时只有二十八岁。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理了后事。
据胡适自己回忆:“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的空气,吸取新的知识,追逐着时代的新潮流,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1904年年底,梅溪学堂改名为梅溪小学。头班毕业前,学校推荐胡适、郑璋、张在贞、王言四个优等生去上海道门应试,作为改小学后的首批毕业生成绩考核呈报官府注案。
但是除了张在贞,胡适等三人都拒绝去上海道衙门应试,他们毅然离开了梅溪小学。
毕业了却没有拿到毕业文凭,胡适三人为什么不肯去上海道衙门考试呢?
胡适说:“这年之中我们都经过了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都自命为新人物了。而在別人眼里小小胡适的形象也已经是‘意气昂茂,大有目无余子之了’。”
所谓‘新人物’的‘思想上的一种激烈变动’,大体是指两种思想行为的倾向:一是对内的排满革命,一是对外的抗俄御侮。
二哥给胡适翻看的那一大篮子的书,其中大多是梁启超及其受他思想影响的一派人的著述,除了看梁启超一派的新书之外,胡适又接触到一本直接鼓吹革命的书籍。
有一天,班里的同学借来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在胡适等几个同学中传看。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薄薄的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廷专制,鼓吹“独立自由”和建立“中华共和国”,在当时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
胡适等几个少年人看了,也都很受感动。但那时满清王朝的残酷统治下,印这种书,被抓着便要杀头;看这种书也只能偷偷地看。他们这本《革命军》是借来的,要归还;舍不得,便轮流着抄。晚上,学堂的舍监来查过夜,他们便偷偷从床上爬起,点着蜡烛,继续抄。几个人连夜赶着抄成了一部《革命军》。
胡适这个“新人物”,又很关心时事,爱看报纸。
这是日俄战争的第一年。上海的报纸上每天登着很详细的战事新闻,爱看报的少年学生都感觉绝大的兴奋。
这时候,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还没暴露,日俄战争中,无论舆论和民众心理都有些同情于日本,痛恨俄国,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加了不少排满的心理,这一年,上海发生了几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党万福华在租界内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因为王之春从前是个联俄派。一件是上海黄浦滩上一个宁波木匠周生有被一个俄国水兵无故砍杀。这两件事都引起上海报纸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现的《时报》,天天用简短沉痛的时评替周生有喊冤,攻击上海的官厅。
胡适说:“我们少年人初读这种短评,没有一个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决使许多人失望。”
在国内的排满、反抗沙俄侵占我东北的“拒俄运动”的浪潮中,少年人的反应要更强烈一些。胡适与王言、郑璋三人合作写了一封匿名信痛骂上海道袁海观树礼,愤激地写匿名信骂官厅的少年人,肯去上海道衙门接受考试么?这里大可看出胡适和那个时代的少年读书人的真率气性。
三人离开梅溪小学后,王言不知下落了,可能是回徽州黟县老家了;郑璋后改名仲诚,与胡适还有往来,后毕业于复旦大学,1914年死于肺病。胡适在1914年10月8日的留学日记中,对郑璋的死遥寄哭的同时,还发了一大通愤世的感慨。
1905年初春的一天,澄衷学堂总教习白振民到瑞兴泰茶叶店来玩,因为是二哥的同学,胡适也认识他。
二哥叫伙计泡上茶,对白振民说:“洪骍读了梅溪学堂,想到澄衷学堂接着读书。”
“好啊!"白振民一口答应。
“洪骍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二哥将胡适没有参加衙门考试事说了出来。
白振民想了一下,说:“洪骍,你把作文拿来给我看看。”看了胡适在梅溪学堂写的作文,白振民连连点头,说,“写得不错。你到澄衷学堂来吧!"
这样,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