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是北大建校二十四周年,17日,学校举行纪念大会,蔡元培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分三个阶段对北大走过来这24年,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第一阶段是自开办到民国元年,指出在这十余年间,学校历经波折,其体制主要是模仿日本。开办之初,北京环境多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的倾向”,办学方针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大都偏重于旧学,西学方面不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是很热心,学西学很有些装璜门面的样子。
在蔡元培看来,这一时期,中学方面参用书院的旧法,录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的指导下,专研一门,倒是很有些研究院的性质。
第二阶段是民国元年到民国六年,“校长和学长率多为西洋留学生,加之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中学退到了装饰品的地位。
但是,对这一时期,蔡元培称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
第三阶段自民国六年到他讲话的当时,校内提倡研究学理的风气,力求以专门学者为学校的主体,在课程方面也是努力谋求贯通中西。即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要用西洋的方法来实验,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
他的讲话,以中、西学术文化在北大的消长和融合为主线,对北大各个时期的历史和特点,进行了形象的概述,也客观陈述了他自己主政北大六年来的变化。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总结,总体来说,还是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从这个讲话中,也能看出当时的蔡元培对北大前景,还是有所期待的。所谓,通过历史回顾,让大家看到成绩,看到进步,鼓励大家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
但是,事过不久,蔡元培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
在蔡元培发表这个讲话前的一个月,发生了前面详细介绍过的“罗文干案”。
大家都知道罗文干,是所谓“好人政.府”王宠惠内阁的财政总长。但是,他还有个身份,是北大的兼职教员。
前面提到,因为直系所谓的“法统重光”,曾经在留学回国之初,发誓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写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后来在蔡元培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下,此文以宣言形式,由一些名流联名发表,这签名的,就有罗文干。
此案虽然一开始,就是众议院的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阴谋,但由于案情容易给人造成误解、涉及的问题也很敏感,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尽管在案子中,总统黎元洪被人利用,但内阁也是有毛病的,包括罗文干本人,也不是没有错处。
在案子的第一阶段,罗文干虽然受到了非法对待,但毕竟没有什么人身伤害,很快也为罗文干洗清了污点。做为罗文干的朋友,深知其为人和品行的蔡元培,无论如何,这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人无法忍受了。
事情本来已经搞清,因为实权派曹锟要借题发挥,竟颠倒黑白,闭着眼睛罗织罪名。当时,候任教育总长的彭允彝竟献计对“罗文干案”复议,致使罗文干又一次含冤入狱。
面对彭氏如此的的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行径,蔡元培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等人商量后,决定采取行动。
他遂于1923年1月17日,愤然提出辞职。
他在辞呈中写道:“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从这封辞职书中,不难看出,蔡元培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有人说,“这可能是近代中国最直率,最能体现知识分子气节的辞职书。”
两天以后,他在多报刊出不再到校视事的启事,随即离开北京。紧接着,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不合作宣言》。
此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一位哲人说过:“没有正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正义。”
蔡元培两次最著名的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他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