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的最后一个学期,是在极其艰难而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整个的8月,他与京城的七所国立中学的校长,几乎什么都没干,就做了一件事:——找政府要钱。
这个时候的他,如果有人问他,对于一个校长,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会毫不犹疑的回答是钱。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这个时候,常挂在他嘴上的话是,“解决经费困难,实一最大而最重要之事。”
是呀,开学在即,到处都需要钱,但学校却“不明一文,教育费积欠在5个月以上”。
这时候,北京的傀儡总统已经换上了黎元洪,前面已经说了,他面临是怎样的财政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黎元洪第二次下台的直接原因就是穷。
从政府那里要不来钱,学总是要开的。但老师马上要开始新学期讲课了,印讲义的钱都没有。本来就欠着老师们的工资,总不能让他们拿自己的钱印讲义吧!
大事办不了就解决小事吧,能干点啥就干点啥,没有办法,蔡元培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和学生收点讲义费,没想到竟闹出一场“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有文章这样记载“北大讲义费的风波”:
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到:“‘你们这班懦夫!’他(蔡元培)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
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
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
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
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
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
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
这样的学校恐怕谁都办不下去了,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所谓讲义费风波,是指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引发的风波。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
但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要讲课不能没有讲义,没有钱如何能印讲义,蔡元培只能硬着头皮坚持。
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
沈士远吓跑了,学生们接着去校长室,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
第二天上班,蔡元培进校长室没多久,校长室外又围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
只听见他不断地大喊:“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
有人进一步起哄:“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北大学生可是能文能武,当年曾建有学生军。
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北大学生军担任警卫。人称“戎装整齐,军旗招展,帽徽上镶‘北大’二字,阵营煞是威风”。
中山先生曾对汪精卫说:“想不到蔡元培人在海外,却留下了一支威武之师啊!”
问题是现在学生可不是在打军阀或者打帝国主义,而是打校长来了啊!这个威力也很可怕。
蔡校长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他挽起袖子冲出来,不由得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接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