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9月18日,蔡元培回到北京。远行归来,环顾海内,依旧是纷争不断的武人政治和兵戎相见的战乱。
北京教育界经历了五四运动后又一次大风潮,刚刚恢复平静。他的许多同志和朋友通过罢课请愿。甚至受伤流血才是促使政府发放了拖欠已久的教育经费。
在军阀主政的年月里。蔡元培深知苦撑教育残局的艰辛,但是,目睹欧美各国教育科学、文化的先进程度,出于一个教育家的天职和良知,他只能振奋自己;劝慰和勉励他人共图国家民族的百年大计。
在北大欢迎他归来的大会上,他鼓励师生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无论遇到怎样的困苦。也不可以自行放弃天职。他甚至认为罢课“是一种极端非常的手段。其损失比‘第三院做监狱’及‘新华门受伤’还要伤害的多”。
所谓“第三院做监狱”是指1919年五四事件之后。军警大肆拘捕游行示威的学生,并将其拘禁于北京大学第三院内。“新华门受伤”是指1921年6月3日,北京大学教职员工为索薪在清华门,向政府请愿时被军警殴伤的事件。
从这一年的10月起,蔡元培在北大开学美学课程,并招手编写《美学通论》一书。校长亲自授课,吸引了大批的学生。
据蒋复璁回忆:“他教的是美学,声调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听的很有味儿,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挤的连台上也站满了人……于是没有法子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尽管蔡元培苦苦支撑。但教育的现状实在是难以维持。连年的穷兵黩武,耗占了国家的大部分收入,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都达不到1%。即使这样,也还是得不到保障,经常被拖欠,大学教员很多的时候只能领到半个月工资。
蔡元培完成欧美考察后回来这段时间,正值徐世昌当政的后期。前边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个时期,从财政上说,已经是频临破产的政.府了,教育经费的困难状况可想而知。
学校的状况是;教职员工的的半数工资都得不到保证,是购买书籍没有钱,购买仪器没有钱,购买实验用的化学药品没有钱,乃至购买一切物品都没有钱。
老师和学生人心惶惶,都感觉到学校很难办下去了。于是,各校要求教育经费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
“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思潮,萌发于“五四”之前,发展兴盛于20世纪20年代。是在军阀混战,经济凋敝,教育经费奇绌,教育事业陷于难以为继的条件下,为教育寻求出路。
“教育独立”的主要思想是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教育应独立于政党。
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主张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其二是教育应独立宗教。
教育讲究尊重个性,而宗教总是要人盲从。教育追求前进,而宗教趋于保守,尤其是教会学校借办学诱使青年信奉基督教,更是害人不浅,所以教育要摆脱宗教的影响。
蔡元培是教育独立的积极主张者。
1922年初,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李石曾发表《教育独立建议》,主张教育立法采用议会制,教育行政采用合议制。
1922年2月,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教育独立宣言书,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和教育制度独立。主张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至上说的人一般均持此观点。
蔡元培认为教育独立应该包括:
第一,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某项固定收入,专作教育经费,不能移用。
第二,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要由懂得教育的人充任,不能因政局而变动。
第三,思想独立,不必依从某种信仰或观念。
第四,教学内容独立,能自由编辑、自由出版、自由采用教科书。
第五,以传教为主的人,不得参与教育事业。
蔡元培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具体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
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
教育部只负责处理经高等教育会议议决而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的事务,及教育统计报告等,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
这里不难看出,蔡元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