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对蔡元培本人的影响也很大,运动前后他在观念和言行的许多方面也有不小的变化。如果说,五四之前的蔡元培是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为口号,表面上对新旧不偏不倚而实则维新的话,那么五四之后的蔡元培则非常旗帜鲜明地站在新的一方,并与旧势力摊牌了。
如1919年3月,蔡元培在答林纾对北大“尽废古文,专用白话”的诘难时,费了很多篇幅,举了许多实例,详证北大并没有“尽废”和“专用”。也就是说,对古文和白话的优劣却并未表示态度。而到了运动之后的11月,他在公开演讲中则历数白话文的种种好处,并断言白话文将来“一定占优胜”。
他于1920年4月1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很有几分相像。他的来势很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鲧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孟氏引公明似的话:‘庵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把“洪水”比作新思潮,把“猛兽”比作军阀政客,“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如此鲜明的言论,他在五四之前也是不多见的。
五四运动也鼓舞了蔡元培。他在五四之后,非但没有停下对北大改革的步伐,而是借助五四运动的东风,或者深化已有的改革,或者发起新的改革,使得五四运动的成果在北大的改革中得以延续。
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继续完善“教授治校”制度。
鉴于运动期间因其辞职而引起的动荡,蔡元培切身感受到将全部校务系于校长一人的危害,他复职后多次强调:“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
返校伊始,他便提出要完善校内管理体制,使之不能因那一个校长的去留而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转。当年11月,他主持制定《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提高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权重,进一步突出“教授治校”。提出组织行政会议和各专门委员会,负责日常校务。
进校不久的蒋梦麟受命通盘规划,具体实施。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负责组设总务、教务两个职能部门,并聘请各系教授充任财政等专门委员会,使北大的
“教授治校”越发完善。
此后,蒋梦麟作为学校的总务长,成为蔡元培在北大最为倚重的助手,每次他离校,都是蒋主持校政。
1923年6月,蔡元培向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提议:由八校教授会公推一个董事会,“负经营八校之全责”,而各校校长则“先由各本校教授会公推,再由董事聘请,不复受政府任命,以保独立之尊严,而免受政治之影响”。这个提议的核心,是由公推的董事会代替政府来行使管理大学之“全责”。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这个提议胎死腹中。
其二是继续加强学生自治。蔡元培充分赞扬学生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自动精神”及其“自信”,因此在五四之后,他愈加注重学生的自治。11月他支持学生会通过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章程》,认可学生会有更大的自治权力。同时,他以更大的力度鼓励和扶持学生的各种社团,如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蔡元培都尽最大努力予以包容和扶持。
他对学生会创办的平民夜校倾力犹多,原因也与五四运动直接有关。这场运动由最初的学生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蔡元培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认识到民众教育的重要性。他倾力扶持平民夜校,实乃既把它当作学生自治的重要组织,又当作教育和唤醒民众的重要途径。
在此期间,蔡元培做了一件更惊世骇俗的事是,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
1919年5月19日,20岁的邓春兰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春兰上蔡校长书》,主张女性应与男性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要求北大率先接收女学生,实行男女同班。
她在这封信中写道:“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主张男女平等。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春兰愿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邓春兰有这样的见识,得益于她的父亲、民国教育家邓宗的培养。邓春兰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她和两个姐姐一样从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