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夜蔡元培到了上海。18日上午他与来访的蒋梦麟、黄炎培、沈恩孚等人面议良久,具体的商谈内容没有直接资料,但此后,蔡元培的态度显然有所松动。
这可由他20日复北洋当局电报为证:“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那么“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
电文表明,蔡元培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接受了当局的“慰留”,愿意回校“维持、补救”。
数日后黄炎培、蒋梦麟致胡适信亦可作旁证:“回校复职事,孑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大学可望回复原状。”
但世事难料,枝节还偏偏就是生出来了。蔡元培于5月21日到达杭州,很快就洞悉北洋当局“留他是假,去他是真”,故他于26日复电当局:“卧病故乡,未能北上”,这就意味着拒绝了当局的“慰留”。
6月6日,北洋当局也终于失去了耐心,撕下了虚情“留蔡”的面具,发布大总统令宣布由“胡仁源署北京大学校长”。
此令发出,师生的怒火再次喷发,社会各界的反应也愈加强烈,整个运动呈现出激烈的对抗状态。与此同时,各界劝蔡“回职”的函电也纷纷发到蔡元培手里,许多机构和团体先后派代表到杭州面陈“挽蔡”诚意。
在运动不断升级、“挽蔡”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下,蔡元培出于激愤于15日撰《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向各界宣示拒绝复职的理由:“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因为那是“半官僚的性质”;“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因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因为“北京是个臭虫窠”。
内容上看,《宣言》无异于一篇檄文,表明了蔡元培对北洋政府决绝的态度,似乎也表明了他不回北大的决心。
这份宣言由于言辞激烈,被其弟蔡元康压下未能发表。
蔡元康随后以自己的名义在《申报》刊出启事,称:家兄患病,遵医嘱屏绝外缘,俾得静养云云。
这样,就为蔡元培争取到了些许相对宁静的“世外”生活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蔡元培终于实现了他很长时间以来的宿愿,出版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1830年~1894年),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晚年自署“越缦老人”。会稽(今浙江绍兴)西郭霞川村人。
自幼聪颖,勤思好学,博览群书,十二三岁即工诗韵,深受汉学大师、学正吴晴舫器重,有“越中俊才”之称。
一生仕途却极不得意,十一次参加南北乡试,无不落第而归。咸丰九年(1859)北游京城,欲捐资为户部郎中,不料为人欺哄,丧失携资,落魄京师,其母因此变卖田产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
同治九年(1870),41岁终于中举。光绪六年(1880),51岁始中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数上封事,不避权要。日记四十余年不断,读书心得无不收录。学识渊博,承乾嘉汉学之余绪,治经学、史学,蔚然可观。长于骈文,被称为‘旧文学的殿军’”。
所著《越缦堂日记》,内容涉及经史、纪事、读书记、诗文等,字数多达数百万字,是一部文史、学术宝库,人评为“可继亭林《日知录》之博,”又谓“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为“晚清四大日记之冠”(另三部为《缘督庐日记》《翁同龢日记》和《湘绮楼日记》)。
所谓《越缦堂日记》,就是李慈铭一生坚持四十余年写下的日记。最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读书扎记,文史价值极高。
李慈铭病逝后,蔡元培受其家人的委托,对七十多册李氏日记曾作过初步整理,以备刻印。其后,沈曾植、缪荃孙、刘翰怡等人曾先后筹划过印行该日记,但终未能实现。
1919年初,蔡元培得知李慈铭的藏书将出售,立即与友人商定,“仿曾湘乡日记例”,以影印方式刊出此日记。
他约请张弧、傅增湘、王幼山、王式通四人作为发起人,谋求社会的支持,得到李的故友和文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赞助。
蔡元培随后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商定了出版事宜。
此刻,他闲居沪、杭,正好可以专心于日记的编印。期间,李慈铭之侄李璧臣带来日记64册(其余9册由樊增祥取走),蔡元培翻检后经与李璧臣商量,决定先印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即1863年——1888的日记本51册,取名《越缦堂日记》,,以浙江公会名义付印。此后,从送交书稿、审定书样到题签书名,包括议定书价,蔡元培都是亲历亲为。至1920年,《越缦堂日记》终于与读者见面。
但在此期间,五四运动并没有停歇,运动在高潮之中,实现了广大师生和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各派别的大联合。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尤其是津沪工商界的强力介入给北京政.府以“最严重的打击”,终使北京政.府败下阵来。
6月10日,北.京.当.局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