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应该也有个深化的过程。
比如,后来他在比较五四运动前后学生的变化,就曾有过以下的高度评价:
“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其中最重要者,约有四端。”
一是“自己尊重自己。从前的社会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
二是“化孤独为共同”。五四运动后,学生“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
三是“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五四以后,自己经过了种种困难,于组织上、协同上、应付上,以自己的学问和能力向新旧社会做了一番试验,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钝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了”。
四是“有计划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以后,又经过各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划,均非事先筹度不行”。
蔡元培也特别强调五四运动对学生追求学业、完善人格的促进作用:“前年‘山东问题’发生,学生关心国家,代表社会,又活动起来。国人对于学生举动很注重,对学生议论也很信仰,所以有好机会,为社会作事。不过五四以后,学生屡屡吃亏。中间经过痛苦太多。功课耽误,精神挫伤,几乎完全失败。因为学生发生两种觉悟出来:第一,受此番经验,自知学问究竟不足,于是运动出首的学生,或到外国求学,未出国的,也都格外专心用功了。第二,经此番风潮,社会对于学生,都加一番重视。学生自身,也知人格可贵,就大家不肯作贬损人格的事情。”
1922年为纪念“五四”,《晨报》再辟“第四个五四”专栏,蔡元培应约发表《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他结合时事,强调“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是“(一)广集赎回胶济路的股款。(二)自动的用功。(三)扩充平民教育”。他表示,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同时在运动后产生新的觉悟,“我常常对人说,五四运动以后,学生有两种觉悟是最可宝贵的:一是自己觉得学问不足,所以自动的用功;二是觉得教育不普及的苦痛,所以尽力于平民教育。这两种觉悟,三年来,很见得与前不同,不能不算是五四运动的纪念”。
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全部获释,北京各高校恢复上课,这场运动在北京似乎到此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如果7日上午果真就这样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那么,这场运动的具体进程或许就会改变,意义也可能会打折扣。因为仅就4日的行动而言,它充其量也就是一场“学生的运动”,而且是一场没有达到目的的学生运动。
4日学生行动的目的有二,一是“外争主权”,二是“内惩国贼”,7日被捕学生虽然获释,但运动的这两个目的并没有达到。
尽管北京学联从7日开始就在酝酿新的行动,京外各地的声讨浪潮也并未平息,但北大作为运动的发源地,北京作为全国运动的中心且又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倘若北京的运动暂时停歇下来,对整个运动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恰恰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蔡元培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举动——5月9日辞职并悄然离京出走,瞬间成为一个新的导.火.索,重新点燃了北大学生的激情。”
于是,北京的这场运动非但没有在7日告一段落,反而从9日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而且迅速扩及全国,不断掀起高潮,直至获得胜利。这个局面对于蔡元培本人来说,或许是他始料不及的,但历史就这样注定了他在这场伟大运动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蔡元培的辞职是向大总统和教育部提出的,原因如其辞呈所言:“近日本校全体学生又以爱国热诚,激而为骚扰之举动”,他作为校长“约束无方”,故“竭诚呈请辞职”。北大毕竟是北洋政府辖下的学校,蔡元培很清楚自己作为一校之长对4日行动负有的责任,因而是脱不了干系的。
辞呈所言只是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而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时,各方反蔡势力都蠢蠢欲动,不仅威胁到他本人,甚至威胁到北大及其学生。具体来看,一是当局将运动“加罪于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于蔡校长一身”,因此“撤职查办北大校长”在当局几乎是一边倒的主张,而“解散北大”的动议也甚嚣尘上。二是安福系更是磨刀霍霍,当局也明令要“将已释学生送法庭惩办”。三是因北大改革而失意的少数人也欲“乘隙而入”,里应外合,“动摇北大现状”。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蔡元培又拿出了他“政治生活中一贯的斗争策略”——辞职。蔡元培在与北洋当局的斗争中,“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