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学生领袖张国焘的回忆,学生队伍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曾出来劝阻。
他还谈到,一位叫易克嶷的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的内心积愤,恳求校长不要阻拦大家。其他的多数同学颇感不耐烦,发出了“嘘!嘘”的吵嚷和怒骂声。
看看时间已到,张国焘忙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了,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于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
这和其他人的回忆有些不符。
据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一文中回忆,“五月三日那一天,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许多北大的人,都到清华去参观,那天我也去了。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号那一天,邵飘萍到北大来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在校的一班同学,于是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飘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还有一位,要断指写血书的,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我们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议决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学校发动,并且当场在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我也是其中一个,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
关于蔡元培,罗家伦给出的评价是:“这一次蔡孑民先生确是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就是五四事情出来以后,他不和前次一样的辞职,反而联合各大学的校长,负责的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
罗家伦所说的“前次”,指的是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法政四校的学生,以及回到国内的留日学生4000多人,赴新华门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政府废除中日两国的《防敌军事协定》。蔡元培闻讯后一大早来到学校加以劝阻,劝阻无效后向当时的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呈,经多方挽留才答应留任。
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在北京》一文中,提供的说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而根据蔡元培自己的说法,他应该也没有阻拦学生上街。
蔡元培晚年在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总结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他从1918年夏北京学生运动谈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过程,“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而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
张国涛说得那么具体,好像不应该有错,当然,回忆还是有可能有误的,比如把五月四日那次记成“罗家伦所说的“前次”。
但是,肯定地说,蔡元培打心底对这次活动是支持的。就算张国涛说的是真的,也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他毕竟是体制中人,毕竟是一校之长。
3日晚上北大学生召开大会时,蔡元培在校,他对大会的决定应该知情。
大会结束后,蔡元培“即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嘱其转告同学,途中须严守秩序”。当时他“向狄表示,他对学生们很同情”。
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就在北大学生即将出发之际,教育部派员随同几个军警官员到场,意欲劝阻学生的行动。如果蔡元培出来做做样子,做为校长,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
因为有部员和军警到场劝阻这个小插曲,事实上北大学生是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
蔡元培也是个有血性的人,如果不是有碍于校长这个身份,如果不是责任所在,他肯定会走在游行的队伍里的。
因为,就在北大学生出发后不久,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奉命打来的电话,“责令蔡校长召回学生,不准游行及干预政治”,并请他到部商讨对策。
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朗,回曰:“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
人也没有去教育部,4日那天,“蔡先生一日未离校,亦未进食”。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之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
鲁迅是反对的,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
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
特别是鼓吹“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教育部递交过辞呈。五四运动爆发时,已经被免去文科学长职务的陈独秀,也没有像著名报人邵飘萍那样走到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