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之意。
张绍曾觉得自己这样很对不起黎元洪,只是自己身不由己,抱歉而又无奈地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
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旨在提醒黎元洪也要多加小心,他知道接下来黎元洪这个总统的日子也会很难。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应该是有人策动。
有代表煽风点火:“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五百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
黎元洪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他对军人闹事从来不客气。
狠狠地扫了大家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
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
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还算恭顺,便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也随之而退出。
八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一万人,举行国民大会。
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
叶某说完,又有多人登台演讲,个个慷慨激昂。
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
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七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和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一时间,北京城内外,充满了一种恐怖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一起,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九日上午六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使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
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
外交使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陷入四面楚歌的黎元洪。
九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一位国元家首,落到如此狼狈的境地,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实在没有别的话可说。
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越发严重,从九日开始,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撤走。在此情况下,黎元洪也只好困守东厂胡同,不再去总统府。
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各国联军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七时,警察便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元洪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
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
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体面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
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意捧场。但是,在散会后找不到高凌霨、吴毓麟,便又出尔反尔打了退堂鼓。
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明态度。说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任性妄为,不要让“老帅”(指曹锟)落千秋骂名。表示吴本人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十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
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
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