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曹锟,就像寓言故事里丢斧子的人一样,越看吴佩孚越有篡位野心。
于是,吴成了保定方面最大的敌人,甚至唯一的敌人。曹要做的是和其他的新仇旧恨尽快化敌为友,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
随后,一边拉拢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在国会的势力。一边不计前嫌和张作霖修好。
此时,不光是外部,直系内部有很多人,也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狂妄而反感。
但吴佩孚仍然傲视天下、我行我素。国会方面的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脸。
八月一日国会复会时,吴给国会发电做指示:“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
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吴佩孚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
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因为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也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此前是一贯的,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二。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近人各有私利,从中挑拨,两个人终于各奔东西。
说到曹锟、吴佩孚两个人的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人们常说功高震主,吴佩孚这一时期,名头太响了,已经不是“震主”而是压主了。
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这人就被称为“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便被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司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比如,黎元洪上台前,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特别是总统问题,与其说是二人表面取得了一致,不如说是加大了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其实是违心支持吴的。身边的人有机会就挑拨离间,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做为过渡总统。
曹锟的亲信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这些人个个容不得吴佩孚。
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曹锐因此而更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他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
还有曹所宠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特别得曹的信任。他也一有机会就说吴的坏话。所谓三人成虎,这些人说的时候,曹锟虽然表面上不以为然,其实量变到质变一直在进行之中。
对于黎元洪的复职,曹锟一直是看笑话的。黎就任总统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入京复任总统前,曾请吴佩孚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
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
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那个年代,同乡是联接人关系的极重要纽带。还有财政总长董康也属于洛阳派,是吴大帅的红人。
这三人遇事只请示吴,绝不理会曹。
曹锟自然对这三人都极反感,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也都是怒目而视。
高恩洪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
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但吴佩孚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以维持本人信用。但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
六月十七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
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辞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为了向吴密报一件大案子,就是关于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