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请愿。
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知名人士争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也秘密加入。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群起而响应。张敬尧民愤太大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其中,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支持湘人的驱张运动。
驱张运动是民国特别是湖南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日日,谭延闿发出通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原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张敬尧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
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当场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
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面对湘人的责难,只能抱歉地作揖打拱。
请愿团的领衔人范源濂,控述完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后,悲愤地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范源濂曾两度出任教育总长,是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出来发声,自然不同凡响。
他自己把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这时候的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一样,除了无奈的摇头,也同样有心无力。
北京政.府既然无法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只能是毫无结果。
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
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
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三千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实在无法参与。
不过他认为湘军是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他预测枪声一响,张敬尧所部必定是毫无斗志,夺路而逃。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
民国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湘军开始总攻击。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二十余里的东阳铺。
湘军兼程疾进,北军果然闻风而逃。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辞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讨伐。
徐世昌这一次很强硬,在他看来,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个人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
由此可见,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也并非是一无所获。所谓量变到质变,虽然没有引起质的变化,但对量的变化是有贡献的。
段祺瑞说不动北京.府,便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要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徐世昌当然知道是段在幕后操弄,这次是铁了心,照样不加理会。
对于湘军的攻击,张敬尧怕得要死,他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
以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湘军三千支破枪也大显神威。
张敬尧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后在六月三日发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
张宗昌(188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
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但好景不长,家遭变故,少年的他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苦难。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