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尧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张敬尧南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湖南人为表示内心的痛恨,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
还有一句话: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地尤重。
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
他对诸葛亮的认知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
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
马弁们更会拍马屁:“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
他听了乐不可支。
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基本无控制力。
当吴佩孚北撤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
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倾向。
张敬尧察觉后,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使事态得以控制。
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
第五团是穿国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是他四十岁寿,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敛财的机会。
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九月二十一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一千元、五百元、三百元、二百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
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四百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
二十一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二百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掩饰放行,丑事已暴露无遗。
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五百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学生和各界人士利用各种机会,纷纷发出谴责之声。
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不能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完全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
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
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
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
这位“张毒”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
张自己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