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这个总统虽然不同于黎元洪,但从根本上说中终不过也是个傀儡,一个傀儡总统会有多大的作为?
北京方面的局势动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说,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向北京请示也得不到答复。
于是,从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起,北方代表们全体生病,不能出席会议。这样一来,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了一个停顿时期。
五月六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运动的暴发,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由此全体同时得病北方代表们又都一起痊愈,于是恢复了正式会议。
但是,会议仍毫无进展。
五月十三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
(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
(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
(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
(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
(五)和会宣告民国六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
(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
(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但南方代表认为没有商量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六月十一日,陷入困局中的徐世昌总统,向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
十二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十三日徐世昌准钱能训辞职,指定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二十二日,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的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已打消辞意。
南北和谈破裂后,美英等几国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
此时,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对和谈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坚决求辞,若恢复和谈北方首先需选派总代表。
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安福系极力反对。
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徐世昌没有能力接受。
八月十二日,北京政.府决定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
西南非常国会认为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立予反对,通电说:“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当然也知道王揖唐当这个总代表不合适,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安福系威胁他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这样就抓住了徐的死穴。
看来,徐世昌不久前的请辞不过是故作姿态,他无论如何都舍不得这个大总统的宝座。
八月二十三日,常与北方唱反调的吴佩孚发出通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
电云:“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来自内里的声音自然不同凡响,吴佩孚的电引起北洋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揖唐任总代表的事,完全推到了徐世昌身上。
八月三十一日吴佩孚致电答龚内阁:“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同日吴又电复龚心湛:“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吴佩孚的主张得到很多方面的支持和响应,被搞得狼狈之极龚心湛代总理,只能提出辞职。
吴佩孚在又一次大出风头之时,也遭致北洋系内部一片谴责之声。他本人倒满不在乎,但跟着倒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