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由西安来电,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
张瑞玑三月二十二日到达西安时,陈树藩的‘八省联军’已取得很大进展,气焰嚣张,没有停止进攻的意愿。对靖国军提出的恢复第一次停战令后的防地,和撤走围攻乾县的北方军的主张根本不予理睬,仍诬坚守乾县之靖国军为土匪。
有史料记载:“张瑞玑受陈笼络,偏袒北方,在他拍发的电报中亦有隐称靖国军全是‘土匪’的话语。张瑞玑的言行引起了陕西靖国军的极大愤慨,于右任总司令通告各方严予驳斥,并在致张书中有‘闻执事将去矣,长安市上古物字画,为之腾贵’之语,揭露张瑞玑接受陈树藩贿赂的丑行,张不得不怏怏而去”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山西赵城(今属山西洪洞)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曾在陕西韩城、兴平、临潼、长安等县任知县。
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国同盟会,西安光复的第三天,受命组织民政.府于咸宁县署。民政.府与参谋处合并为总务府,张与王锡侯共同主持总务府下的铨叙局。共和建立,辞归太原,任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曾署理山西民政长,后辞职去西安,被推举为陕西省军政.府顾问。
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袁世凯曾声称陕西、山西两省的革命党人为“群盗”,提出“秦晋群盗,不在和议条款之列”。
张致书袁世凯:“执事谓秦晋群盗,瑞玑不敢辩,然奉执事令征群盗者,害且百倍于盗。执事视其焚掠不禁,是残民也;逆天下之心,是树敌也;避南军之锋,专攻秦晋,是示怯也;朝议停战,夕谋进攻,是背盟也。残民不仁,树敌不智,示怯不勇,背盟不信,秦晋之人,固将有以待执事也。”
当张得知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时,再次致书袁世凯谓:“大总统者,国民之所同推,非一方所得私举。孙公人望所归,故天下共举之,又安能以其位私授予人?”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一命归阴后,张在庆幸之余,以辛辣的笔锋,写了《祭袁世凯文》,内称:“汝今死也!恶贯满盈,皇梦不成。民穷财尽,乞美求日,未得其逞。花招骗世,知者齿冷。积恶成疾,一命归阴。衣冠羽化,面目狰狞。噫嘻!早死一年,香臭难分。今日物化,盖棺论定。呜呼哀哉!……若在中华征民意,死尔万千谁挽留?”
我们前边提到的,臭名远扬的杨翠喜案,查案大臣以“查无实据”复命,御史赵启霖反倒以“奏劾不实”被革职。
如此大案,事关朝政与皇室体面,醇亲王与大学士尚不敢查实,参奏的御史也遭祸,但张瑞玑却敢以《杨花曲》实记其事,将该丑闻宣扬天下。
《杨花曲》前有小序,简述那件卖官丑闻,诗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经过。开头为:“东风吹绿满天津,轻薄杨花乱扑人。落絮沾泥飞不起,化作薄命女儿身。”先从杨翠喜写起,写这位女伶的风流漂亮与动人。随后写王孙载振于国难当头之时如何荒淫游乐、寻花问柳:“春风猎色打花围,小队青衣拥马飞。西邸宾朋皆内相,津门草木生光辉。……杯盘狼藉夜沉沉,丝竹凄凉亡国音。不下铜驼卧荆泪,还存金屋贮娇心。……河间王邸列群芳,家卉争如野卉香。”其下写段芝贵观察“红丝月老费商量”、“亲代天孙筹聘钱”事,“香车宝马配双环,比肩亲载玉人还”。
再下即写到事件的要害:“消受章台一枝柳,人天好事感良友。昆仑肝胆押衙心,酬恩岂在谢媒酒。阿翁只手揽朝纲,亲草诏书代玉皇。白山黑水新开府,头衔一旦生光芒。”这几句是全诗的关键所在。
载振得到杨翠喜后,为了感谢段观察,就让“只手揽朝纲”的老子授予段芝贵要职,段氏便得到了黑龙江巡抚的头衔。叙此经过后,诗人还有更厉害的话:“天语飞传万众骇,辽东节度用钱买!”天语,朝廷的诏命也。公然对清廷进行严厉斥责。
诗人笔锋,并不止此,又写道:“多事青骢赵御史,弹章再拜奏天子。太息深宫拊玉床,预人家事竟如此。朝廷家法本疏宽,尧母仁慈左右难。白发龙钟老宰相,护持亲贵费周旋。”以反语讥讽说,卖官是皇帝家的私事,赵御史何必多事参奏,惹朝廷不快,让慈禧太后为难,又苦了年迈的孙家鼐费心周旋。
诗的结尾为:“杨花依旧随风飞,荡作游丝绾不住。”照应开头,又含无限讽刺意味。这样才气横溢的诗作,出自三十五岁的青年诗人之手。作为清政.府的下级官吏,敢于以诗讥刺朝中权贵直至皇帝与慈禧太后,不但全然不顾自己的功名与前途,甚至连身家性命也置之度外。诗人肝胆,感人至深。所以章太炎称张瑞玑这样的人,“近不可得已”。
一代名流——张瑞玑,身为清朝官员而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朋友和同志,同盟会成立,即“慨然与焉”,并积极响应起义。其后义正辞严致袁世凯两书,也曾置生死于不顾抵制曹锟贿选、斥卢永祥军之土匪行径,及反对帝党分子沈铭昌长晋,充分表现了一位正义正直之士的品格和胆气,名重一时,长令后人钦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