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有不同的见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同意见的各方,很可能谁也无法说服谁,更何况总有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
一个较为完善的民主社会,应该能够使各种不同见解,有权力有途径表达,如果他们有表达的愿望的话。
问题在于:第一,表达意见的人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也就是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别的人用平常心对待这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见到有示威游行就好象出了多大的事,甚至认为是天下大乱。第三,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同主张、诉求不同的人能够相互包容,能够在一起和谐共处。所谓,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
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运动中,虽然也有一些过火的行动,比如火烧赵家楼,比如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等,但总得说来还是采取和平示威的方式。要知道,在封建专制下,民众可是或者是逆来顺受、俯首听命,或者是揭竿而起。应该看到,从“公车上书”,到立宪的情愿活动,再到五四运动这样大规模群众运动,历史是在前进的。
另一方面,在当局层面。在五四运动中,血腥镇压的可耻行为是有的,比如在山东和湖南。但是,同样在总的方面,还是较为理性和克制的,特别是徐世昌的中央政.府。
五月四日和五日,钱能训总理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当即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因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傅增湘也同样予以拒绝。
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总统徐世昌一直是主张采取缓和手段的。五月六日他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了这样的命令。
令云:“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第二次南北和谈的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有记载,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五月七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也一肚子委屈。
对前来看望的朋友发牢骚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一直被骂为卖国贼的曹汝霖也有相关文字留下,不妨一读,现抄录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
“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