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运动中,警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
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
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五十多处受伤,在场有几十个带枪军警。
章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步兵统领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的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
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
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请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
学生的回答更调皮:“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
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学生都尽量与军警避免冲突,而多数军警也以“不作为”的方式暗中支持学生的运动。可见当时的人心所向。
五四运动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
“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
“呜呼国民!我最亲爱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暗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
“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倚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州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相继被免职。
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形式上是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