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党正在密切追踪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从日本经由香.港、安南,正在往昆明的途中;而李烈钧和熊克武等则已安抵昆明。
蔡锷循滇越铁路往昆明行进时,经过阿迷州(即今云南省蒙自县),原滇越铁路因崇山峻岭,夜间不开车,夜车要在此停车投宿过夜。
阿迷州的知事张一鲲是袁世凯派在云南的间谍,他曾接到袁党的的密令,命其密切注意蔡锷的踪迹,一经发现,即行除之。
张一鲲发现蔡锷后,曾安排人下手暗杀。但因沿铁路的警察早已接到唐继尧的命令,严密保护蔡锷,致使张一鲲没能得手。
蔡锷是十二月十九日安抵昆明的,他来的正是时候。虽然云南的反袁情绪已经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涌动。虽然唐继尧也是云南人,可是他在云南军界的影响力还是逊蔡锷一筹。
因而当蔡锷抵达昆明的消息传出后,使得云南倒袁的情绪更加激昂。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个世界,很多时候还是要呼唤登高一呼的英雄的。
蔡锷、唐继尧见面后,即商量起倒袁大计。唐继尧虽然起事的决心很大,但顾虑还是很多的。这也一点不奇怪,因为以云南一隅军力来抗袁世凯的北洋军,无异于以卵击石。
蔡锷来自京城、途径天津、日本、香.港等,一路所获信息量极大,对总体的局势和外间大势已了然于胸。
蔡锷给唐继尧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袁世凯这次称帝,已把北洋军系的大多数将领们都排斥为局外人,如段祺瑞、冯国璋等。表面上袁的称帝好像是“天与人归,声势浩大”,实际上则是“众叛亲离,濒临失败边缘”了。
蔡锷的这一分析似乎立时得到验证,因为就在他俩密谈时,唐继尧的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
这封电报是由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拍来的,是请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电报内容讲得是袁世凯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之事,讲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以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前边说过了,后来周赴日被拒)。这一通电报恰好证实了蔡对唐提供的情况,就是说北洋军系主要将领是反袁称帝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冯国璋会替梁启超拍这通电报。
其实这通电报的发出,冯国璋并不知道。原来很长时间了,冯在南京就很少看公事,帝制运动后,冯更是一切不闻不问,公私函电都交给秘书长胡嗣瑗处理。
胡嗣瑗(1869年—1949年),字晴初,别字琴初,又字愔仲,别号自玉,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精通史学,擅长诗词、书法。点翰林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又曾充当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幕僚。
辛亥革命前后任江苏金陵道尹、江苏将军府咨议厅长。民国初年因慕其名气被直隶都督冯国璋聘为督军公署秘书长,继而随冯国璋赴南京,仍任督军公署秘书长,深受冯国璋信任。
胡嗣瑗反对袁称帝,只是他主张的是清帝复辟,梁启超的电报交给他即发出。虽不是冯国璋所为,但由此一来倒是使得云南军界人心一振,愈发坚定了讨袁的信心。所谓,歪打正着。
十二月二十一日,唐继尧在他的私邸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
参加的有: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熊克武、方声涛、顺品珍、黄毓成、刘祖武、殷承献、戴戡、戢翼翘、但懋辛、丁怀瑾、王伯群等。
唐继尧首先请蔡锷讲话,蔡锷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起立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极力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
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唐接着报告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到梁启超的电报,认为袁为了称帝不惜卖国,而今吾人为了救国,非讨袁不可。接着李烈钧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
二十二日晚上十时,昆明将军行署(五华山光复楼)灯火辉煌,唐继尧召集全省文武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兴师起义,誓讨国贼。
到者为:
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38人。
楼内气氛肃穆,大家举拳宣誓,其誓词为:
“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各书本名,歃血为盟,三呼万岁”。
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发出了两份电报,限袁世凯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一通是由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署名,一通是由蔡锷和戴戡署名。
这两份电报全文如下:
唐、任电云:“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国体问题发生,群情惶骇,重以列强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