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和复辟不得人心,总要有人站出来,用实际行动捍卫共和。一个重要的人物要登场了,这个人就是蔡锷。
在筹安会成立前,杨度几乎天天都到棉花胡同去访问蔡锷,力劝蔡能成为筹安会为发起人中的一个。蔡锷一再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但一谈到参加筹安会,总是力图回避,想尽办法推脱,杨度也不好过分勉强。
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进步党人徐佛苏、袁思亮跑去杨度那儿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让任公(梁启超的别号)参加?”
杨度于是请汤觉顿、蹇念益二人到天津游说梁。
这时梁启超正写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汤、蹇两人看了这篇文章,吓得脸都变了色。
梁启超托他们带封信给杨,信中写有:“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
也给袁世凯带信,其中言道:“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之新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
就是这一天,梁启超的高足蔡锷由北京专程到天津来访梁,师生二人促膝密谈,决定要以行动反对帝制。
蔡锷慨然说:“眼看着不久便有盈千累万的人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要是安然登大宝,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力量虽然有限,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下不可。”
蔡锷在北京,一直被袁世凯监视,他怎可随便离京赴津呢?原来他这趟赴天津是杨度促请他,杨请蔡以师生之谊去劝梁不要反对帝制,杨一直被蒙骗,认为蔡不反对帝制。
蔡由津返京后,把梁谈话的经过编了一套,结论是梁反对帝制的意思很坚决,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蔡锷为了避免袁党的注意,扮演起“诈降”角色。
因为老师梁启超公开反对帝制,他的处境很难。为了减轻袁党对他的疑心,在民国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第一个提笔签名,以示拥护帝制。
还不止此,为了使袁党认为他已是花天酒地之人,每天都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征歌逐舞,诗酒风流,不久便和中云吉班的小凤仙打得火热。
由于蔡每天都往云吉班,使得蔡的夫人很不开心,两人曾为此争吵得很厉害。
小凤仙原名朱筱凤,后改名为张凤云、张洗非,满族旗人,祖籍河南,一八九九年出生于浙江杭州。
她的父亲姓朱,是一个没落的满族八旗武官,后被解职,光绪年间全家流寓湖南湘潭,后到杭州。
小凤仙出生不久生父便去世,因母亲是偏房,备受大母虐待,不得已乃和生母离开朱家单过。不久母亲病逝,一位姓张的奶妈收留抚养她,所以就改姓张,名凤云。
武昌起义爆发时,张奶妈正带着她在浙江巡抚曾蕴家帮佣。随后杭州革命党人炮轰浙江巡抚衙门,张奶妈就带着她逃亡上海。因衣食无着,便让她跟着一位姓胡的艺人学戏,到南京卖唱为生,取了艺名“小凤仙”。
国民党人在南京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北洋军阀冯国璋、张勋等部攻打南京,战火延及近两月。小凤仙跟着胡老板逃回上海。这年小凤仙已是十三岁,成一亭亭玉立的美人。
不久,胡老板又将她卖到上海曾出版过庸俗小说《鲁男子》的风流文人曾孟朴家当奴婢,后来曾孟朴又把她带到北平,“转让”给著名的“红灯区”八大胡同里的陕西巷云吉班卖唱。小凤仙自幼聪颖,识文断字,会拉二胡,会弹琵琶,会唱京剧,会写歌词,很快便以“色艺俱佳”脱颖而出。
蔡锷住在西城的棉花胡同,常常化装成商人模样,串八大胡同,找妓女寻欢作乐。
这一天,蔡锷来到了小凤仙所在八大胡同陕西巷里的云吉班。蔡锷心内烦闷,随便出来走走,并不是成心嫖妓。又因打扮成了普通商人的样子,并不像是特别有钱的大少,妓院老鸨就把他带到小凤仙这里。
小凤仙一见来客就断定他不似一般寻常的狎客,真诚以待。
蔡锷遇到小凤仙后,则顿感此女虽沦落风尘,然而出语不俗,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而一见倾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越来越亲密,简直是形影不离,蔡锷甚至为了小凤仙与发妻闹翻。
杨度眼看这位当年在云南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今与八大胡同的一个二流妓女打得火热,不免深感叹惜。
天天醇酒妇人,壮志似乎已经消磨殆尽,时常昼夜不分。不只是耽搁了公务,连棉花胡同家里的老太太也疏于早晚问安,结发妻子更是久受冷落。
杨度把这种情形报告袁世凯,袁世凯听到蔡宅闹得鸡飞狗跳、乱七八糟,不屑地说:“我道蔡锷是个干练之才,可参与国家大事,谁知道治家都还不妥贴!”大大松懈了对蔡锷的戒心。
这一切都是演戏,蔡鄂在醇酒美人的幕后,正不动声色地布置军事讨袁,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到北京来。
戴戡与蔡锷志同道合,深得蔡锷的信任。
戴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