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谁为厉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为新《约法》创大总统开明专制之特例，治今中国，最为适当。
民国宪法，谓宜一踵前规，无所更易。若公等必谓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凯觎竞争之剧烈，则请取干宝分晋史论及六朝、五代之历史，博观而详究之！忧危之言，不知所择，幸垂谅焉！
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
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堪比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战。
原文也很长，同样摘录如下：
秋霜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
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龂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恪守之原则，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
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
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所主张云）。
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
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着，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
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着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着论腾书，泪枯血尽（我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取证，当时要人，谁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计恐疏。
又云：兹括安可触，驰恐难复张。又云：让皇居其所，古训聊可式。其余则有数论寄登群报也）。
而识时务之俊杰，方日日以促进共和为事，谓共和为治安之极轨，谓共和为中国历史所固有也。呜呼！天下重器也，可静而不可动也，岂其可以翻复尝试，废置如弈棋，谓吾姑且自埋焉，而预计所以自搰之也？夫使共和而诚足以亡国也，则须知当公等兴高采烈，以提倡共和促进共和之日，即为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时，谚有之：‘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人生几何，造一次大罪孽，犹以为未足，忍又从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几何时？而谋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勋为之主动，而其不识时务，犹稍致留恋于共和者，乃在畴昔反对共和之人。天下之怪事，盖莫过是，天下之可哀，又莫过是也！
今之论者则曰：‘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夫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
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国体与政体，本截然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
果尔则并世诸立宪国，其国体之纷更，恐将无已矣！
而前此论者，谓君主决不能立宪，惟共和始能立宪；（吾前此与革命党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