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既然宣称筹安会“可视为学人研究,倘不致扰害社会,自无干涉之必要”,“根据言论自由之原则,政.府无从干涉”。那反对筹安会的主张,**当然也同样“无从干涉”。
毕竟是民国初建,那是个这个国家少有的思想活跃时期,无论赞成共和还是反对共和,无论赞成恢复帝制,还是反对恢复帝制,都可以发声,都可以见诸于报端。
在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复辟帝制时,也有大量的声音和文章对其进行抵制和驳斥。
汪凤瀛有一封《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曾传诵一时。
汪凤瀛,字志澄,号荃台,出生苏州元和汪氏家族,父亲为汪亮钧。
早年曾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师从大儒黄以周。
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选为乙酉科拔贡。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哥哥汪凤藻一同出使日本。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以知府分发湖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出任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又任洋务文案。他还曾任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提调。此后又担任过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长沙知府。
他与兄弟汪凤池、汪凤藻、汪凤梁皆为清末知府,时有“一家四知府”之称。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请他出任**高等顾问。民国三年(1914年)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
现将汪凤瀛的《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摘录如下:
“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国中贤达,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而无害。
宏谋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事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刬除,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专制之例矣。
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罕与伦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
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法》之开明专制乎?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重,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
顾新《约法》已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之得为终身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又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只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
法良意美,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
然而公等皆甚爱今大总统者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在总统于受任之初,即以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剀切,亦既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
往者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爱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
至贵会宣言,但研究国体之何宜,不讨论主名之何属,盖本意在求继承之际,匕鬯不惊,而不知学说之祸人,有时竟甚于洪水!前清末叶,妄人盛倡种族革命之说,竟至风靡天下。
迨辛亥武昌发难,并无何等成算,何等实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则种族之见,革命之说,中于人心者深也。
及民国**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乱者,犹屡仆屡起,蹈死不悔,流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说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数矣。
今国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纲常之旧说已沦。
天泽之正名未定,使斯议渐渍于人心,不独宗社党徒,幸心复炽,将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为之见,试问草泽奸究,保无有妄称符命,惑众滋乱者乎?
专阃将帅,保无有沉吟观望,待时而动者乎?召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