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所谓洪宪六君子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绪二年严复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
他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
先后译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中国教育刍议》诸书。以古文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
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则是把中国学术思想翻译成外文,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
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中国典籍,有英文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不过却瞧不起同乡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
他曾说:“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
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
这是个真性情人,当袁世凯倒霉时,别人对袁世凯都是避之不及,他却敢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他也是袁世凯坐火车回原籍,去车站送行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就是杨度。
民国成立后严复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
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组织筹安会,杨度主动去找严复,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
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严复冷冷地答:“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
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
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
李燮和(1873年—1927年),字柱中,号铁仙,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
李为光复会元老。一九零零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李燮和首先加入了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并约集同志者创建了一个“黄汉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黄汉会”意即反对满清,恢复黄帝和汉族的荣耀。
李燮和参与了华兴会的一系列反清活动,曾与谭人凤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
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送交《亚细亚报》发表,正式拉开了恢复帝制的序幕。
紧接着,杨度的筹安会登台表演了。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全文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