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璋听了袁世凯这番表示,不能不信了,但他辞出后,还是顺道来到政事堂机要局,见局长张一麐。
两个人是好朋友,无话不说。
冯国璋把袁世凯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的看法。
张一麐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世凯的文案,深得袁的信任,属于北洋系中少之又少数的参预机密之人。
他听了冯国璋的叙述,想了一会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这样一来,冯国璋更是确信不疑了。
明明是挖空心思想当皇帝,为什么还要对自己的好兄弟如此说呢?
袁世凯知道,变共和为帝制的蜕变,将是十分艰难的事。这样的事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就是从捍卫清廷到跟风共和。这转身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个中的酸甜苦辣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而这一次的转身,和前一次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如何去完成这个转变,怎样去完成这个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转变,可以说,袁世凯本人也心中无数。这个时候,称帝之事还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在酝酿之中,前途未卜,变数多多。这样的私密之事,他怎会告人呢?
再者说,对于这支北洋军,很多事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比如,段祺瑞诸人,何以对共和如此着迷?再比如张勋和他的部属都拖着长辫子,明显仍是在忠于清廷。如此等等。也正是对北洋军已经不相信了,和对其的难于驾驭,袁世凯才要建新军而代之。
冯国璋是代北洋军的大家来问的,把真实想法告诉他,无异于在北洋军乃至更大范围公开,这会引出什么结果,袁世凯想都不敢想。
另外,称帝不是打仗,用不着武把式,北洋军只要是不捣乱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至于对冯国璋这样的爱将和重臣,都说假话哄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袁世凯就顾不了许多了。而后,袁世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
那个时候,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主要是依靠三个人,所谓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
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
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曾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远道的和尚会念经,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
而有贺长雄是日本法学家,在他看来,日本是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了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而立宪,则亦将步日本之后而成为亚洲强国。
至于那一个中国才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
杨度自认是袁世凯的智囊中的超级大腕、王牌,资格老而思想新潮。不料在袁世凯阵营,他又似乎又最不得志,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憋气又窝火。
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干得很无聊,民国三年四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袁世凯的智囊而变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
这时,袁世凯身边最近的人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度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气,其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还是杨度介绍的。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世凯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袁世凯怕他把控不住他自己。而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已经担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
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身边最信任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
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世凯的意图完全了解,就迎合其的心思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
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
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三年五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世凯改行帝制,袁世凯于是命夏寿田把这些意见就商于杨度。
袁最初是想叫杨做一个居间人,与徐佛苏、丁世峄等联络,幕后指挥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
袁世凯自己既不能发号施令,也不能亲自指挥,因此由杨度担任最为适当。不要杨出面,是因为杨和其关系太深,色彩太浓,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