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攻下青岛后,袁政.府要求日军自山东半岛撤退到胶州湾租借地,可是日本**根本不加理会。
袁又分别照会英日两国政.府,宣告撤销前所划定的交战区域,撤退前此占领山东半岛的各地军队。日本政.府不但仍然不理,且在山东已占领的各县设立民政署,架设军用电线,驱逐青岛海关人员,完全把山东当作占领地。
经中国多次照会日本。要求撤退驻留山东的军队,日本才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假借交还青岛及撤退山东戍兵的名义,附列交换条件和觉书等,向袁世凯政.府要求秘密谈判。
在日军攻下青岛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即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商讨对华的新策略。
民国三年十二月末日置益返回北京任所,借口回任,请求和袁世凯面谈。
一月十八日,袁世凯如约接见了日置益。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先向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一个文件,对袁世凯说:“日本**向大总统表示诚意,希望中日悬案能够早日解决。同时如果中国方面有诚意,也表示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良好机会,中日悬案解决,则日本**愿给大总统更多和更大的帮忙。日本**郑重希望大总统一点,就是在这次商谈中,请贵国严守秘密。”
日置益交给袁世凯文件的内容分为二项:一是条款,相当于准备以条约的形式订立的文案;一是觉书(中国方面称为劝告书),同样是要求中国需要履行的事项。
袁世凯将条文略略翻了一翻,很客气地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国际间的交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外交谈判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比如,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皇帝或总统,在当时是极没有礼貌的行为。
日本竟让驻华公使当面向袁递交文件,这实是当时国际外交史上空前未有的举动。或许,这表明,日方认定中国的事只有袁世凯说了算,和别的任何人说都没有。这同样表明,日方对中方的无视。
按日方的意愿,中日的谈判秘密进行,中方可不想这么做。很快,日本向中国要求秘密谈判的消息,在中国各报都刊登了出来,外国报纸的驻京访员也纷纷撰写长电回国。
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条款。
日本经不住国际压力,乃将其中较为普通的十一款以正式文书通知各国。
这十一项条款,是前面所说的条款中的部分,这部分内容是能见得人的,在国际法上也是能说得过去。另一部分,特别是觉书,多是不能见人的东西,日方当然不能告之各国。
其实觉书与条约,在国际法上约束力是相同的。区别在于,条约一般是可以告人的,而觉书则是不可告人的或不想为人知的。
这次日本向袁世凯**提出要求,条约方面的内容还是容易接受的,而觉书部分涉及到的问题则极为严重、苛刻。
袁世凯接见日置益当日,指着其提交的文件,一再表示这是外交部的事,不便直接干涉。但日置益坚持请大总统先亲阅一下,临告辞时还特意强调,让袁世凯感到事态的重大。
待日使走后,袁世凯翻开文书一看,大为震动;即刻电召熟悉外交事务的陆徵祥,由瑞士放下手头所有事回国。
陆徵祥回国后,知道事情紧急,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袁世凯正和国务卿徐世昌密谈,一见陆徵祥到,长舒了一口气,随即送走徐世昌,邀陆徵祥密谈。
见陆徵祥把日方的文书仔细读一遍后,袁世凯对陆徵祥说:“你今晚便召集孙宝琦、曹汝霖和梁士诒密商对策。”
陆徵祥于晚饭后,按袁世凯的要求,在他下榻迎宾馆邀参政梁士诒、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商谈。
陆徵祥先说明召集会议的原委。
文件这些人都看过了,孙宝琦首先发言:“日本公使一定还会来外交部递送文书,他已和曹次长讨论了好几个钟头。本人认为日本这次是找到了一个天造地设的好机会了,如今欧战期间,各国自顾不暇,中国内部也不宁静,日本这次手段毒辣,竟直接向大总统递送文书,这种藐视中国的手段都能使出,则必然会对中国施加武力的。”
接下来,几个人对于这个棘手而严重的问题,反复谈商,最后的结果是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方条件;二是利用谈判和日方讨价还价。
当然还有第三条路是拒绝,可是拒绝就等于决裂,在袁政。府无力在武力上抵抗日本的条件下,这是大家不敢想的事。。
孙宝琦认为,今日面临的问题是只有接受日本条件。曹汝霖赞成孙的主张。
梁士诒则持反对意见,他说:“不谈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例子,我们必需和日方谈判,能谈到什么地步,也算尽了心,否则如何对国人和历史交代?”
陆徵祥赞成梁士诒的意见,于是这次商谈有两个主张,各有两票支持。
第二天,孙宝琦谒见袁世凯,报告先一天商议情形,袁听了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