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应该能够记得,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有人因为写了封信,而立时变得声名显赫。有人参加考试时什么都不会,挖空心思在其考卷写几个不相干的字,交了白卷,竟成为了白卷英雄。
劳乃宣是不是想这样呢?是不是想抓住机会,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呢?我们不得而知。反正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一遇有合适的气候和舞台,就会跳出来表演。
劳乃宣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如他所愿的到了袁世凯的手中。
劳乃宣的苦心还真没白费,袁世凯看后虽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却对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当参政吧!”
这件事传了出去。作为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不但不旗帜鲜明的反对劳乃宣的一派胡言,反而要请他为参政。这很容易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说明劳乃宣说出了袁世凯的心声,说明袁世凯是支持复辟的。
于是很快,鼓吹复辟成为了登龙术,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
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此人恰是附和劳乃宣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
听到这个消息,劳乃宣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实在搞不清楚袁世凯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考虑了一整天,“车不落险地”,觉得此行风险实在太大,决定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既然主张复辟成了升官捷径,于是乎,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
除了宋育仁的“还政清室”说,还有刘廷琛的“复礼制馆书”,宋育仁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
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宋育仁(1857-1931),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被誉为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重庆维新运动倡导者。字芸子,晚年号道复,四川富顺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检讨。
刘廷琛(1868—1932),字幼云,晚号潜楼老人,江西德化县人。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于乡,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进士。
曾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提学使,后任学部右参议,京师大学总监督(北大校长),学部副大臣等职,曾于宣统元年向溥仪进讲。
在北大校长一任上贡献最大,是我国近代开创分科教学第一人。
刘廷琛受其父刘云樵影响,擅写草书。书法作品为许多收藏家珍藏。青岛“礼贤中学校”、“谦祥益”及九江县陶渊明纪念馆“望古遥集”、“羲皇上人”枋额、《靖节先生祠堂记》碑刻,均为刘氏所书。刘廷琛亦擅诗及作文,有《潜楼文稿》等著作行世。
鼓吹复辟的谬说越发猖獗,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世凯,义正辞严,力辟邪说。
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
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世凯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世凯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为人。
复辟袁世凯是欢迎的,但“还政清室”,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袁世凯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他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呼声鼎盛,袁世凯乃不得不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
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
查办本是官样文章,走走过场,不料宋育仁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急于立功,竟向步军统领江朝宗对他指名道姓检举揭发。这样一来江朝宗不能不公事公办,派了一辆马车去接宋。
马车夫对宋育仁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走一趟。”
宋育仁心惊胆颤地去见到了江朝宗。
江朝宗含笑对这位编修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育仁应命写来:“劳乃宣着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恰,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这个答辩书显示宋育仁的应变之才,他的笔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