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及其追随者,极力赞美孔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教化的结晶,“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宣扬孔教是中国的“国魂”,宣扬“欲不亡中国乎?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
孔教会和社会上的尊孔活动,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和赞扬。
他赞美道:“孔教之于中国,犹如空气之于人类”,“孔孟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古代而常新。”他下令学生恢复读经,强调“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至其用”。
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中的有识之士,对这股尊孔复古风进行了抵制。一九一二年七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因尊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蔡元培提出“学校不应拜孔子案”,因为与当时的大气候,没有获得通过。
但由于蔡元培等力争,最后达成妥协:“这个方案不颁行,但在学校管理规程内删去拜孔子的条文”。这样,学校拜不拜孔都可以。
但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唯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难。……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此令一出,各种尊孔团体相率成立,遍布全国。
这个时候,袁世凯还要受到方方面面的牵制,做事还有所忌惮。其尊孔还比较掩饰,没有在全社会公然提倡“尊孔读经”,只是从道德层面提出问题。但是,到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认为他的江山已经很牢固,已经无所顾忌了。
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祭孔规定。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祭孔典礼。
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六点半抵达孔庙。
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廕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
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祭孔。过了几天,他又叫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五千元相助。
遗老们借机发出请愿书,要求袁世凯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
尊孔叫嚣在民国初年掀起一股复古逆流,为袁世凯后来的复辟帝制活动推波助澜,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复辟潮,给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但是,搞倒退是不会长久的,仅仅几年后,“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喊遍全国,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繁荣。
这股尊孔复古思潮,也就逐渐消声匿迹了,此为后话。
谈到复辟,有一个人是必须要介绍的,——劳乃宣。
劳乃宣(1843年—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籍贯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又山东省武定府阳信)。中国近代音韵学家。
他是清末修律,礼、法之争中礼教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劳乃宣坚持“本旧律之义,用新律之体”的修律方针,主张凡属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都纳入新刑律之中。他的法律思想是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表现,目的在于抵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维持封建君主专制。
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曾上书请取缔义和团。
民国成立后,他反对民主共和,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
民国三年,在一片复古大潮中,劳乃宣预感到时机成熟,便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
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
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
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乃宣的“大作”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怀旧情结,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加之袁世凯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也就更加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