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失守,武昌也岌岌可危。
黄兴见大势已去,主张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撤出武昌,汇合江浙的民军一起,攻取南京。
他的意见,遭到军政.府的军务部主要负责人的坚决反对:
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流了那么多血,武昌是首义之地,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与武昌共存亡。我们这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比直接参与攻打南京发挥的作用不是更大吗?
特别是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他掏出枪来大吼:“再有言撤退者,格杀勿论!”。
军务部部长是那个被**炸伤的孙武,现在还没有痊愈,他的职务由张振武暂代。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黄兴的意见肯定都是对的。保存实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当然没错。
但是,当时,民军如果听了黄兴的话,还真的大错特错了。
因为,武昌丟不得。武昌是首义之地,是照亮各地的灯塔,是旗帜,是圣地。全国各地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武昌呀!对各地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也无疑是对各地的革命运动地最大支援。
而且,最重要的是:武昌也不会丟,因为有人眷顾。
误打正着,坚守反而是对的。
黄兴见说服不了民军负责人,眼看武昌肯定是守不住,只好带着几个手下,匆匆离去。他倒不是临阵逃跑,上海那边一直催他快点回去。
不过他走的时候心情很沉重、很沮丧,好像他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了。如同他后来对一个知己所说,自己怎么总打败仗?
因汉口古时候叫作江夏,汉口、汉阳争夺战,又被后人称作阳夏战争。
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战役。无论是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战况之惨烈,乃至交战双方的死伤人数,都是可以称最的。
民军所以失败,说到底是因其实力和北洋军远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后人也指出,黄兴的指挥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如,汉阳守卫战,如何布防?黄兴的部署是大军在汉阳正面防守,用少数兵力在侧翼牵制。这个作法,曾遭致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等人地坚决反对。
他们久在军中,熟知北洋军的战法,认定冯国璋不会从正面进攻。正面最多是佯攻,汉阳的侧翼蔡甸才是汉阳的门户,而新沟又是蔡甸的咽喉,当重兵把守。
事实上冯国璋正是这样做的,如果黄兴能采纳他们的意见,民军还是有一拼的。
但忠言逆耳,固执己见的黄兴听不进这些土专家的意见,他是总司令,他说了算。
而奇袭汉口,如派出一支小部队,一支敢死队,趁滂沱大雨奇袭冯国璋的指挥所。先把北洋军指挥系统打瘫痪,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孤注一掷搞什么置于死地而后生,则历来是兵家大忌。
危机时刻,黄兴临阵走人,也被张振武等诸人很看不起,认为他们是临阵脱逃。张振武等人则正相反,什么地方最紧急,什么地方最危险,他们则出现在那里。
清廷为了表彰冯国璋,授冯国璋一等男爵,冯国璋自然欢欣鼓舞。接连拿下汉口、汉阳,冯国璋乘胜追击,发起对武昌的进攻。
民军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黎元洪也已经带着军**一干人,退到了离武昌几十里外的葛店镇王家店村。
武昌城内军心涣散,失守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是,就在北洋军就要打进武昌的时候,他们却停止了进攻。
原来是袁世凯下了死命令,停止进攻武昌。
冯国璋正打在兴头上,看到武昌垂手可得,当然心有不甘。
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的请战,说乱党已溃不成军,战机不能错过,拉出架势,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袁世凯怕冯国璋贪功心切,临阵换将用段祺瑞换下了冯国璋。
冯国璋是个军人,段祺瑞不但是个军人,也是个政治家。他比冯国璋站得要高,看得要远,也有大局观。
段祺瑞了解袁世凯的战略意图,更不愿意和曾经的新军兄弟自相残杀。他接受了冯国璋的指挥权后,马上把人马撤回到了汉口、汉阳,而后按兵不动。
民军方面一见北洋军撤军,总算舒了口气。
他们想不明白北洋军为什么撤退,更没想到北洋军会派出和谈代表。
本来就打不下去了,都准备弃城逃跑了,人家来讲和,不是求之不得吗?于是,经英国公使从中斡旋,很容易就签下了停战三天的协议。
为什么要停战三天?因为北京方面,要派人过来,商讨和平大计。
现在,又有一个重要人物要登场了,就是后来沦落为大汉奸的汪精卫。
袁世凯和汪精卫,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两个人怎么搞到了一起呢?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季新。祖籍浙江山阴,出生于广东山水。汪精卫人很聪明,出身书香人家,熟读四书五经,一九零二年三月,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
同科还有其二兄和一个侄子,分别获得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