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个社会要完成一次大的变革,一般是要分别通过二种方式。
其一是通过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政权。
这样的变革,社会付出的代价极大,要有大量的人流血牺牲,战争也会给社会方方面面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种变革代价虽然昂贵,但改变起来容易一些,因为旧有的东西已经砸烂了,不存在了。在旧的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从上到下的改变。
还有一种就是改革,也就是在保留旧的国家机器,寻求改变。或者说是利用旧有的国家机器去实现改变。
这样的改革和前者比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但改变要艰难得多。
新旧的思想,各种新旧的势力,交织在一起,反复的博弈、较量和斗争。
每走出一步都会经历艰难曲折,都要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阵痛。
而戊戌变法就属于后者。
这次变法的主要內容是:在人事上启用改革派,比如改革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都得到重用。
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
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
军事上,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文化上、废除八股,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主要目的是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袁世凯在这次变革中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很多人认定,戊戌变法所以失败就因为被袁世凯所出卖。
戊戌变法中存在维新派和守旧派,袁世凯属于哪一派呢?
戊戌变法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四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
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
虽然,此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但这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一次演习。
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
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鼓吹变法,并组织了一个强学会。
从思想体系上来说,袁世凯肯定属于维新派。
从年轻时开始,他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否则,他的科举之路也就不至于走得那么糟。
在朝鲜他就用“西法”训练新军,可见他对外是呈开放姿态的。
驻节朝鲜十多年,常和西方人打交道,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视野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
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袁世凯就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并替康有为把万言书呈递给荣禄。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时,他是参加者之一,而且是积极分子。曾为学会捐款五百元,还发动别人捐款。
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袁世凯上书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并公开宣称:“时局危险,必须变法,变法之政一时难于毕举,应选择用人、理财、练兵三项着力变革。”
事后不久,袁世凯继续上书:“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
一八九八年三月,袁世凯还在和翁同龢讨论变法。
有明文记载,说袁世凯是“其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不但如此,在变法初期,他仍然是变法的极力鼓吹者。
同年的八月二十四,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决定十月前去天津阅兵,京津一带盛传着天津阅兵时荣禄将要废除光绪的传言。
要废光绪,对于老佛爷来说,易如反掌,为什么非要等到天津阅兵呢?显然这是无稽之谈,是谣言。
但这是谁造的谣呢?维新派和保守派都有可能。
如果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目的在于激化矛盾,促使改革派采取进一步行动,尽快搬开改革的绊脚石。
如果是保守派,目的同样是为了激化矛盾,制造紧张空气,引诱改革派采取过激行动,给镇压改革派找到下手的借口。
无论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
因为,维新派满足了他们的心愿。
康有为也好,梁启超也好,他们再书生气,他们也知道自己这些个人是赤手空拳,也知道他们所倚仗的光绪皇帝,手里有多大的权力?
听到传言,维新派这些书生谎了手脚,他们要给自己找抓手,他们要抓枪杆子。
他们是不是也知道,在体制落后的国家,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国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