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我反正掌握不好！司徒啊，我看今晚上肯定能改变原有的错误决定——这回该去考察的，是你，而不是我！”
丈夫没有立即回答。也许是在皱眉抽烟。
“我真想冲进他们的会场，向他们大声疾呼：不要再形而上学了！你们为什么不信任司徒？应当让他去、他去、他去！”
小孟说完这话以后，一定走拢了窗前，因为听到了他“唰拉”地拉开窗帘的声音。
潘雪竹知道小孟此刻望着窗外什么地方。司徒文川此刻也一定望着那儿。潘雪竹抬起眼睛，她前面的窗户始终就没拉上窗帘，说实在的，她坐在那儿，眺望窗外那引动她感情潮汐的目标，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
那是大约两里地以外的，所里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的四扇灯光莹然的窗户。已经九点半了，党委扩大会仍在进行。所里大多数的成员，在这个静谧的秋夜，也都关心着这次会议的结果，但是，他们大概都不会像这套单元里的三个人一样，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次会议上，究竟是麦其远为代表的那种意见取胜，还是以党委书记贺真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获得更多的拥护？
潘雪竹回忆起昨天中午，她同贺真同志的那场谈话。这回事她直到此刻还瞒着司徒文川没有说。
昨天一早，潘雪竹刚走进情报组，大伙就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贺大姐回所了！”倒好像她请求过组内同志，希望他们一知道贺真同志从院里开会回来，就得及时向她报信似的。潘雪竹矜持地朝大家微微一笑，尽可能用无动于衷的语调“唔”了一声，便坐到自己的桌前，开始翻译一篇法文资料。一上午，她装作外出取一样什么东西，到贺真同志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次，但光是看看贺真同志的秘书小姚抿紧嘴唇的表情，就可想而知贺真同志该有多忙了，她终于没能鼓起勇气走过去，要求同贺真同志谈谈。最后一次回到情报组，偏又遇上老麦去检查工作，而且恰站在自己空着的桌前，拿起自己仅仅译出了六行的稿纸，在那里皱眉。
潘雪竹紧张而惶惑地回到桌前，老麦不满地望望她，相当耐心地说：“怎么一上午，才搞了这么几行呀？要珍惜党中央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春天啊，可不兴翘尾巴呀！”
潘雪竹脸涨得通红，紧抿着嘴唇，低头不语……
中午下了班，她刚走出楼门，一眼就看见贺真同志一个人正匆匆地沿着松墙走向食堂。再莫失去这个机会！她紧紧纱巾，小跑过去，还离着一二十米就招手呼唤：“贺大姐！”
贺真同志停步转身，等着她跑近。贺真同志身材矮小，虽然只有五十四岁，却已经满头银丝。她长得很不好看，眼皮有些下垂，下巴显得有点短。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要同她接触到三个月以上，便会感到她具有一种不平常的魅力，包括她的身姿、面容，都洋溢着一种不好形容的特殊气质。她当年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地下党的支部委员。解放前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直到1966年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她1976年年底才到这个科研单位来任党委书记。从1966年夏天到1976年秋天，她是怎么过来的，所里流传着许多种“口头文学”，比如说当她被**亲自点名为“黑帮”揪出来时，人们都以为她会惊惶失措，没想到她镇静得能够细心地从袖口上拈走一根线头，从容地说：“她一人说了是不算数的。我只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又比如说1976年清明节以后，有人勒令他们干校的“老学员”刷“欢呼”的标语，她带头在墙上刷出了把“保留党籍”四个字放大半倍的关于***同志的标语，“***”的爪牙来兴师问罪，她叉腰以待，厉声质问说：“决议里有这一条，我们拥护，何罪之有？你们恨决议里的这四个字，居心何在？”……来到潘雪竹他们这个所以后，她很快就获得了所内广大知识分子的难得评价：公正、懂行。所以，当潘雪竹在那个秋天的中午追到她身边时，内心里充满了信任和期望，她决心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向这位可信赖的党委书记和盘托出。
贺真同志一望潘雪竹的神态，就知道她有要紧的话要对自己说。于是，她便主动把潘雪竹引到一条通向僻静去处的小径上，小径两旁是圆叶泛红的黄栌树，秋阳透过叶隙射到小径上，四周弥漫着秋叶的特有芳香。
潘雪竹有一肚子话想说，可临到头来又不知从何说起，憋了几分钟，她才脱口而出地说：“贺大姐，我请求你们批准我——跟司徒文川离婚！”
贺真同志并不惊愕，只是稍稍有些怪讶：“怎么？你都想到这儿去了？”
尽管拼命克制，泪水还是涌出了潘雪竹的眼眶。她冲动地说：“我不能再连累他了！都是因为我那该死的姨妈，他一直不能出国。这回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他要是能参加出国考察，回来研究工作一定能有个突破……都是我，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前程……贺大姐，我不是在说气话，我是认真的——我要跟司徒离婚，离了婚，他就只剩下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问题了……”
贺真同志既没有泛泛地给她以安慰，也没有草草地给她以劝说，而是搓着双手，眼睛仿佛在盯着地上的几片红叶，皱眉思考了一会儿，才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