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四年春节后一天的晚上，我抑郁地坐在居室书桌旁抽着烟。平时我是不抽烟的。可是，那天在学校听完所谓“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传达，在回家的路上，我却特意拐进食品商店买了一包烟。爱人在装订厂工作，上夜班不在家；孩子送到托儿所全托了，一个人在家，倒也清静。窗外小院里，只有风吹树枝的飒响。按说，这是备课、看书的最好时光。可是，既然“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这种荒诞的逻辑，都被某些人誉为“反潮流精神”的崇高体现了，我这个外语教员，还有什么备课的兴致呢？书呢，案头倒有一册好不容易辗转借来的《契诃夫短篇选》，可心里是那么样地烦乱，翻开了《草原》，却怎么也走不进那个草原里去……一口烟呛得我咳嗽不止，我赌气地将刚燃去小半截的烟扔到了地下。
忽然有人“笃笃笃”地敲门，还呼唤着我：“晁老师！”肯定是我教过的学生——不知是个什么道理，正教着的学生，没有到家里来找我的；已经毕业的学生，倒常成为我家的不速之客——我把《契诃夫短篇选》放进抽屉，过去打开了门，一个小伙子的清秀面庞呈现在我的眼前。两道漆黑的细长眉毛，一双不大的单眼皮眼睛；高鼻梁，长人中，红润的薄嘴唇。我认出这是五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虽然他“抽条”了，肩膀也宽了许多，那挺有特点的相貌，变化并不大。但我一时想不出他的名字来。我把他迎进屋子，请他坐，给他倒茶，顺便问他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他提醒我：“我叫邹宇平，初一的时候您教过我。我一九七一年下乡插队两年，去年分到工厂当了个钳工……”我指指桌上的香烟：“你也学会了吧？自己拿……”他摇摇头：“我不学抽烟，我也不喝酒。我没参加‘十元会’……”
“‘十元会’？”我不禁愕然，“什么叫‘十元会’？”
“嗨”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厂七八个像我这么大的小伙子组织的。每个月开支那天，一个人出十块钱，别的人出一块钱，去吃馆子。‘大头’轮流当。什么全聚德、丰泽园、砂锅居……转着圈吃呗。”
我震惊了。我觉得一些火辣辣的话语冲到了喉咙口。但是我强咽了下去。我用哆嗦着的手指头去取香烟……别忘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哪怕是善意地批评青年人，也很可能被扣上“打击‘儿童团’”的帽子；而且，也根本不允许公开承认有“十元会”这类社会现象。再说，我也摸不透邹宇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青年——回想起来，我当他班主任的那几个月里，班上纪律极为混乱，我整天疲于同“闹将”们斡旋，他则是个“老焉”，总是静静地坐在靠墙的座位上，属于“省事”的一流，品质、功课、纪律性都具中上水平。在这次以前，他似乎只在初中毕业时，随别的同学来我家坐过一会儿。他今天怎么想起来拜访我？
我笨拙地吸着香烟，眼睛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等着邹宇平开口。
来拜访我的毕业生，各种性格、各种思想情绪的都有。比如说，前天晚上来的刘丽云，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翘鼻子姑娘，爸爸是食品公司一个下属单位的党***，自己如今当了邮递员，就属于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直言不讳的“小钢炮”；她一边不停歇地嗑着葵花子，一边脸庞喷红地大声对我议论说：“反正我想不通！周总理是党的副主席，干吗反倒要让政治局一个普通委员，给他送批林批孔材料？这人在国务院任吗职务也没有，凭什么把国务院的人全叫到首都体育馆开大会？倒好像周总理得听她指挥似的——什么呀，我想不通，反正！”她把“什么”发成“什马”的音，听得出来是表示蔑视。我并不阻止她“口出狂言”，但也并不附和插话。我爱人提醒她：“这样的话你可别到处乱说去……”她自信地把头一摆：“反正我又不是傻瓜！……唉，要是见着晁老师这样的人，也得把心里话憋着，那我非得憋破肚皮不可，准的！”……再比如，十天半月总要来我家一趟的赵海涛，黑黝黝的皮肤，精壮得像头小牛犊，话不多，来了就求我帮他借书，什么诗歌他一律不看，他感兴趣的是数学书，他似乎在悄悄钻研个挺高深的数学问题，问他，他只是憨笑，永远不予解释。他那诚恳而固执的借书态度，连我爱人也为之感动，常敦促我想方设法，托亲觅友，去为他掏腾一两本名称古怪的数学书——由于他总是如期归还，而且还回来的书总是面目一新，不仅细心地包上书皮，有时还代为重新装订，甚至把平装变为精装，所以我那些在科研部门工作的亲友，倒也越来越乐于借书给他。他的工作单位是废品回收公司，具体来说，他每日的工作就是蹬着平板三轮，到街头巷尾去收破料。有一回，我爱人忍不住问他：“你钻研这些个学问干吗？人家准得说你不安心工作，搞‘白专’吧？”他静静地坐在床沿上，两眼闪闪地、慢腾腾地说：“学问是有用的。我收废品，付款从来没出过差错，批我‘白专’就批去吧。我等着，总有一天……”
刘丽云也罢，赵海涛也罢，都好理解。可是我同邹宇平对坐了一会儿以后，却觉得他越来越不好理解。他似乎并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也并不是有什么事来求我帮助。当然，也有那样的毕业生，他们来看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