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刚下早班，车间主任魏师傅就把我叫去了。
我随他走到用三合板隔出来的、当作办公室用的车间一角。魏师傅转过身来，面对着我。咦，他怎么呈现出那么古怪的一种表情，仿佛他突然不认识我了，或者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出来。
“你呀你呀，好一个孟小羽！”魏师傅线条刚毅而皮肤粗糙的方脸盘上，一双不大而放光的眼睛里流露出失望与关怀的复杂表情；他晃动着裹满老茧的右手食指，喃喃地说：“没想到你也搞起对象来了……你还早啊，急什么呢？等你到了亚梅的岁数，我给你介绍个顶呱呱的——你希望什么样的，到时候尽管告诉我好啰！可你现在……”
我好纳闷。谁向魏师傅“告密”了？难道是我自己不谨慎泄露了“天机”？似乎都不是。于是我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说：“瞧您都说了些什么呀——没有的事儿！……”
魏师傅先是缓缓地摇头，然后叹了口气，随之从工作服胸兜里掏出个对折的信封递给我：“传达室老葛送报纸时候一块捎进来的——那小伙子连邮递员都信不过，亲自把它送到传达室来啦！”
我慌忙接过封口处粘得死死的信封，一见信皮上那熟悉而亲切的字体：“孟小羽亲启”，心口那儿就像装上了个马达，而且顿时就觉得脸颊在往外放热。我撕开信封，只见信纸上头简简单单地写着：“买到大华电影院三点一刻的票——《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别晚。”我本能地伸腕一看表：两点过八分！又本能地一转身，正要往外迈步，身后传来魏师傅威严的咳嗽声，于是，便扭回头诚恳地对他说：“魏师傅，您放心——我明天把什么都告诉给您！”
魏师傅显然不可能马上对我“放心”，但是我却对魏师傅一百个放心。我理解魏师傅的心情。他对我们车间“*****”当中陆续参加工作的八个青工思想上的指引、工作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怀，简直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我们当面跟他顶过嘴、犯过倔，背后却简直找不出一句埋怨他的话来。
我匆匆忙忙地跑进更衣室。别人都走了，只有亚梅还在仔细地用小立体梳，对着更衣室里唯一的一面缺了角的长方镜子梳头。在我们车间的八个青工里，她是年纪最大的，这一九七八年一到，她就该满二十八岁了。她正在公开“搞对象”——谁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连前几年把她管得紧紧的魏师傅，半年前还给她介绍过一个小伙子呢。她见面后很满意，只是后来了解到这小伙子母亲有慢性病、弟妹又多，便“拉吹”了；现在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满意”的，那优点这些天连我都能倒背如流：“大学毕业，工资不用分给家里，个人还有几百元的存款；会木工活，为准备结婚已经陆续打好了大立柜、一套沙发和一个一头沉书桌；单位有宿舍，据说很有可能分到半个单元；表姐是文工团合唱队的，所以看演出很方便……”
我几下换好衣服，挤过去对着镜子用手抿了抿鬓角。这时亚梅一把抓住我，附在我耳边兴奋地说：“嘿，赶明儿你想照相，甭客气，跟我说一声好啦……他有架海鸥牌的，装一二〇胶卷……”
我微微一笑，想说几句话，可是没说又咽了回去。我想说什么呢？想问她：“他个人究竟怎么样呢？你摸透了吗？你——爱他吗？”我想，归根结底，你亚梅不是嫁给照相机以及那许多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本人——你要跟他度过今后的一生呢。倘若他一旦没有了存款折、大立柜、照相机以及许多现在吸引你的东西，你将怎么同他生活在一个屋顶下呢？
我怕亚梅伤心，我没把这话说出口。况且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可是亚梅并不轻易放跑我，她神采飞扬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条拉毛大围脖，抖开围到头上，硬挽着我胳膊往镜子跟前凑，兴奋地睁大着双眼皮的鼓眼睛，用不容置疑的语气问我：“怎么样，配得上我这件呢外套吧？”
说实在的，我吃了一惊。洋红的拉毛围脖配宝蓝色的呢外套，撇开我个人的口味不论，十个人里怕得有七个要说刺眼——可是我这个团小组长不应当在这类非原则性问题上去干涉一个同志，便含混地点点头说：“嗯啦。”
当我终于摆脱了沉浸在幸福感当中的亚梅，登上开往大华电影院的电车时，已经是两点二十五分了。
二
我坐电车从来不坐座位——即便有空座位也不坐。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把社会风气搞坏了。不少同我年龄差不多的青年，上车不排队，坐车抢座位，自己坐在位子上，旁边站着一位颤颤巍巍的白发老大娘，或者是一位抱孩子的大嫂，居然可以无动于衷。他们为什么会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观念？我心里常常发痛地思考这个问题。七六年八月，正是唐山震灾发生后不久，有天下班我上了电车，发现一个留小胡子的青年人坐在单座上，他身旁一位神色疲惫的老大爷吃力地抓住吊环，仿佛随时可能晕倒。“小胡子”不时翻眼瞥瞥那位大爷。——他那表情，分明是嫌厌老大爷不够整洁的衣裤险些蹭着了他雪白的混纺衬衫，不光是我，周围的几位乘客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我正犹豫着，要不要鼓起勇气命令“小胡子”让座，忽然，一个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