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而坚定的声音响起来了：“同志，请你站起来，让这位老大爷坐下！”
我抬眼望去，发命令的也是个小伙子。他穿着一身看去很和谐的灰色衣衫，宽宽的肩膀，阔阔的额头，细黑修长的眉毛下，双眼闪着钻头般有力的光芒。
“小胡子”抱着双臂，满脸不屑的神色：“我不让。又不是我一个人坐着，谁爱让谁让。”
这时候老大爷开口了：“算了吧，我站着行呀！”
倒是另一个座位上一位花白头发的妇女站了起来：“您坐这儿吧！”
老大爷叹了口气，坐下了。事情似乎也就过去了。
可是发命令的小伙子仍然目光灼灼地望着“小胡子”，用听起来心平气和的声调问：“你能不能讲讲你的道理——为什么不给老年人让座？”
“小胡子”立即耸着身子，理直气壮地吵了起来：“凭什么给他让座？我知道他是不是地富反坏？你要想坐叫声‘哥儿们’，甭假门假事充好人！……”
胡搅蛮缠的人我也见过一些，可是像“小胡子”这号“高质量”的，倒是头一回碰上。周围的乘客大概和我的心情也差不多。大家都愤怒地瞪视着他，有的还出声叱责：“真不像话！”……
我两眼紧盯着引起我好感的那个青年，他眉毛跳了一跳，一句一顿地对“小胡子”说：“总有那么一天——你要后悔的！”
电车到站了，他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下了车。我从车窗里望着他那厚实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为止。当晚在日记里，我记下了他留给我的强烈印象。
后来我发现，每当我上中班的时候，便很容易在电车上碰到他。他总是一上车便站到车尾角落那儿，掏出一扎外语单词卡背着。他在哪个工厂工作，或许他是个技术员？有一回，那已经是揪出“***”以后，一九七七年开春的一天，他上车站到“老地方”以后，从兜里掏出来的不再是厚厚的单词卡，而是一本夹着铅笔的袖珍外文书。他翻开书，用铅笔轻轻点着，翕动着嘴唇，不顾车行造成的身体摇摆，专心致志地读了起来，因此我猜想他大概是某个研究所或设计院的“后起之秀”。
这一天下着毛毛细雨，那个时间电车上人不多。车上空出了好几个座位。售票员招呼我和他——只有我们俩站在车尾那儿——“同志前头坐吧——小心拐弯站不稳。”
我微笑着拒绝了。如果说，前几年我那坚决不坐座位的心理状态中，还包含着对“***”造成的坏风气的一种挑战成分的话，那么，现在仅仅只是一种习惯了。
售票员是个乐乐呵呵的胖大嫂，她直率地望着我和他，笑着说：“一对怪人！”
这时候，我和他才有了头一回对视。他微笑地望着我，一双眼睛仿佛在问：“难道你也有上车决不坐座位的习惯？”我耳根那儿仿佛爬上了蚂蚁，忙把头低下来了。
打这回以后，他上了电车见到我，便浮出一个淡淡的微笑，然后还是靠在车尾一角读他的外文书。
据说真正的爱情有时会开始在一个偶然事件上。但细想起来，偶然当中往往体现着必然……四月中旬，《毛**选集》第五卷开始正式发行的那天早晨，当我跑拢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的时候，等着买书的队伍已经老长老长了，我后悔自己没有更早到来，同时禁不住用眼睛在队伍中搜寻熟人——不是想“加塞儿”，而是侥幸地想：每人许买两本呢，也许，能说服熟人把买到的书给我分一本——就这样，我在第二十六个位置那儿发现了他，而他也恰好一眼看见了我，当然，我们同时都微笑了。
“你看，我来晚了……”这是我对他说的头一句话。
“不要紧，我分给你一本好了。”他爽快地回答。
就这样，我们“正式认识”了。当我和他一人拿着一本包着粉纸的五卷，走出新华书店时，不由得随意交谈起来。我们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长安街上。当我听他说上午也恰好休息时，心里别提有多愉快。我们互相询问着：给周总理灵车送行那天，你来了吗？站在什么位置？悼念周总理的诗集买到了吗？你最喜欢哪一首？你最早听到揪出“***”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正在干什么？高兴成了什么样子？……啊，原来他和我有着那么多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想法，真愿意跟他这么一直谈下去。可是，当走拢东单十路汽车站时，他站住了，简单地同我告别说：“我要上这个车。有点事得去办。”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句什么，也许是“谢谢你帮我买到了书”，也许是“好吧，遇上你我很高兴”，反正，当他乘坐的公共汽车远去时，我忽然变得那么怅然若失，而又那么心旷神怡。我抬起头，望见澄碧的晴空衬托着白杨树那饱含汁液的枝丫，上面的穗状紫花已快落尽，带茸毛的小叶正在春阳下闪着嫩绿的光泽……我意识到，那期待中的、神秘的、难以向哪怕是最贴近的人诉说的感情，终于袭上了我的心头。
第二天，当我们在上班去的电车上再次相逢时，除了互致微笑以外，自然而然地交谈了起来。
“你也学外语吗？”他掏出一本英文书拿在手中，亲切地问我。
“正听日语广播讲座——我叔叔是个日语翻译，他能辅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