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兄长。
不远处，少府孔融正和人饮酒。自从祢衡被遣去辽东为使，音信断绝，孔融对老曹渐生不满，积极唱反调，行事愈发肆意敷衍。
今日好歹是经会，正经庄重的公众场合，孔文举没戴缣巾，松松垮垮穿着一身旧袍，随意得仿佛身处家中。
“荀君。”听到背后有人呼唤，荀忻转过头去，眉目英朗的青年对他揖道，“幸得再会。”
“子扬？”荀忻惊讶一笑，他倒忘了刘晔还作为被征召的淮南名士留在许都。
近来诸事繁忙，老曹估计忘了这一茬。
走到刘晔席旁落座，和他寒暄，“子扬来许都，愧未曾招待。择日不如撞日，今日宴罢，忻当执帚相迎。”
刘子扬拱手，“晔还未曾拜诣荀君，委实失礼。”
两人面对面作揖，成年人的客套结束，定下来今晚去荀忻家一聚。
执经问难早已开始了，荀忻听一位儒生站起身道，“如此盛会，多年难得一见。光武时曾有夺席谈经之盛事，今日群贤毕至，不如效仿故事？”
所谓“夺席谈经”，指的是光武帝刘秀时的事。有一次正旦朝贺，刘秀看殿上儒臣们都在，想出一个助兴的玩法。让群臣里能说经的人相互诘难，说不通义理的便被夺席，席子给辩赢的人。
以坐席为赌注，输了颜面扫地，赢了极出风头。
当年侍中戴凭，舌辩群儒，一人重坐五十余席，当即举世闻名。
一听提议这种玩法，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好事的人连连抚掌称善，不想参加的也不好当场认怂。
当那名儒生前去征询尚书令的意见时，荀令君闻言一笑，颔首，“可。”
“夺席”的规则一出，场面更加活跃。杨彪一个没注意，身边陪坐的儿子便不知所踪，环视四周，毫不意外发现杨修果然参与到了辩经中。
刘晔的淮南好友们打过招呼先后离席，前去公卿一席找人问难。
所谓“问难”，“问”指最开始提出的问题，“难”则是后续的一再质疑。
在荀忻看来，这种辩论形式其实有点像后世的学术“答辩”。只不过“答辩”是从学生角度来说，“问难”则是站在老师角度而言。
片刻之后，公卿席上所聚的人越来越多，众人围住一角，前拥后挤，不像是辩难，更像是看热闹。
刘晔与荀忻对视一眼，“荀君，既至此，不如一探究竟。”
来都来了，坐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因此刘子扬提议他们俩也去看看热闹。
荀忻深以为然，和刘晔起身往那边走。
能引起这么大动静的必然是朝中大佬。
走到人墙之后，他们凭借身高优势，不用走上前就能一睹场中人面目。那两位安坐席上，都是年近半百的文吏。
刘晔认出其中一人是广交友的大名士孔融，另一人他没见过，于是低声询问身边的荀元衡。
“侍中郗虑。”荀忻回忆片刻，“据闻乃郑康成弟子。”
刘晔应声，语气带着些许了悟，“康成公弟子。”
郑康成，即郑玄，是当世最出名的通儒，博通古今，遍注群经。提起是郑玄的弟子，便大概能体现其学识水平。
只听孔融发问道，“敢问侍中，社所祭者何神也？”
此言一出，围观的人窃窃私语，荀忻与刘晔面面相觑，孔文举动真格了？
“社所祭何神”是个经典论争，是由郗虑的老师郑玄所引起。
这件事说来话长，得从“今古学之争”说起。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被焚烧殆尽，等到汉初兴儒术，所奉为经典的儒家经书是从何而来呢？
是由幸存的经师口述记录。
如伏皇后的先祖济南伏生，曾冒死将《尚书》藏于墙壁中，流亡回乡后收集残篇整理。
等到汉文帝时，后来人们虽在曲阜孔壁里发现古文《尚书》，但前代的大篆字体已经没人能看得懂，无人通晓其义。只有九十岁高龄的伏生口头传授，整理记录下来的版本，称为今文《尚书》。
这种汉以后，大体上以隶书编写的儒家经书，称为“今文经”。
而保留下来的前代原版的，以大篆字体编写的儒家经书，称为“古文经”。
学习这两种版本经书的，相对应的有“今学”与“古学”。两种学派学的书不一样，观点也有差异。
对于“社所祭何神”这个问题，前辈的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等人认为，神社所祭的是共工氏之子句龙，即句龙为社神。
而郑玄虽然是以古文大家闻名于世，实际上他兼通古今之学。他在注《周礼》时，依据《孝经》反驳贾逵等人的观点，认为神社所祭祀的是土地神，句龙为配神。
孔融显然读过郑玄所注的《周礼》，才能问出这一句。
而郗虑作为郑玄的弟子，他的回答也显而易见。
只见郗虑微抬眼皮，看孔融一眼，“郊社之祭，国之大事。非我辈学识短浅者所能论。”
“然少府既有问，虑不得不答。社所祭者，土神也。”
孔融诘难道，“社，祭土主阴气，而句龙为土行之官，主阴明。与《礼记》之说不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