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很快元朝的重心也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地理知识很快被边缘化,天圆地方的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
欧洲诸国林立,相互之间腾挪的空间并不大,再加上耕地面积的有限,这些都催生了他们对大海之外世界的想象和试探。
再过两年,拿破仑便会挥军南下,正式入侵埃及,并打算借由埃及东进,仿亚历山大大帝的方式入侵亚洲:他骑着大象,手里拿着经他个人修订过的古兰经。
这一举动除了法国本身的地缘政治考量,其中也暗含着拿破仑个人征服东方的憧憬,他深信“威名只能在东方取得,欧洲太小。”
为此,他随身带了大批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土地测量员、哲学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印刷工等人同去埃及,以便记录下法国启蒙之光初临落后东方的盛况。
与之相似的行动也发生在四年前快速上升的英国,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八百余人的使团前往清朝帝国访问。
他们随团带着大量诸如航海望远镜、战舰模型、地球仪、铜炮、火枪等最新技术产品入华,并指望靠它们打动中国皇帝乾隆。
英国使团此举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玛窦在华经历的影响。利玛窦得以进入晚明宫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万历皇帝注意:世界地图,自鸣钟和欧洲钢琴。
万历皇帝喜欢自鸣钟,天天放在身边,世界地图也被放大制成了四个屏风,当时的乾隆跟万历的兴趣不无相似。
四十多年前的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猪会教士郎士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也曾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绘制世界地图。
但无论万历还是乾隆,他们对此的态度基本都是抱着珍玩而非知识的心态。
但依靠技术壮大和获利的英国,不懂得这个古老的国家更看重的不是技术,而是礼节,那些列于回礼中的景泰蓝、丝绸、宣纸,也不仅是古老的工艺品技术,更代表着古老的传统。
这个传统即是“天下”传统,是万邦来朝的传统。事实上,在马戛尔尼带来的诸多礼物中,地球仪遭遇了明显的冷淡,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当马戛尔尼炫耀地展示地球仪时,满朝大臣看到“日不落帝国“居然占据了地球仪上那么大块的地方,他们感到的不是解惑,而是愤怒:怎么能把天朝大国画得这么小?
相对而言,久在中国生活的利玛窦无疑更懂得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制作世界地图时,他不仅将西方惯常的以大西洋为中心的绘图改为以太平洋为中心,还把零度经线移动,意在使中国处于地图正中的位置。
但地球仪对中国世界中心位置的挑战显然比地图要大得多。它的转轴再也不可能掩饰中国只是世界上平常的一部分而已。
人们在看待外来事物时,总是习惯性地将它理解为来自外部环境的特殊意味。地球仪一开始被视为珍玩,便是中国原有“天下观”里的朝贡体系的视角。
而黎汉明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一切,把中国从天下向国家转变,把中国一词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
如果他要建立的新政权还是家天下的话,不过也只是换了一个人当皇帝而已,与国家、民族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只有把家天下的中国从一个文明空间概念,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疆域概念,将来不管是帝制也好,还是其他制度也罢,都能从意识形态上根本的改变固有的观念。
当然,黎汉明也知道,这一转变会很困难,因为这样的转变需要国人不得不去学习那些原先权当珍玩的枪炮,以及各种各样的新知识和新技术。
再有便是,随着国家概念的降临,惯于面对中心的中国百姓,不得不被迫面对广阔的四周和海平线。
如此一来,必然就会触及当下儒学的利益。
所以黎汉明的动作一直都很小心,他的计划是从底层百姓开始改变,从军营开始改变,至于那帮固有的酸秀腐儒们,黎汉明也没打算主动去招惹。
“中国很大,但世界更大,将来我们要打的仗还不会少,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我们在国内这一亩三分地上与满清斗,这一点我希望你们都能重视起来。”
“打仗,难免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现问题不难,但同样,你们将来在战争中发现问题后要学会考虑解决问题。”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将来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才加入我们,或者下面的各级将士也会成长起来,如果你们不思进取的话,是会被逐渐的淘汰的。”
最后,黎汉明给他们打了一个预防针,如今他能用的将领还是太少,将来像杨芳这样的人才成长起来,势必会触碰到陶也等老旧将领的利益。
宁培忠还好,他也算得上是新成长起来的将领,陶也闻言却是心中一紧,其实就算黎汉明不说,近来他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陶也发现自己的观念还是太陈旧,已经有些跟不上新式战争的步伐了,如果再不抓紧学习,就算不被黎汉明淘汰,他自己也将无颜为将了。
大炮轰完火枪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