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班白天在香谷村现场观摩了均田工作，晚上并未回八尺寨，而是住在香谷寺，准备现场学习观摩香谷村民兵连。
这次均田运动，香谷寺亦受到波及。方丈冯二虎作恶多端，曾经从香谷村村民手里强买良田，强迫村民充当香谷寺的佃户，经公审被处以极刑。
古时的寺庙大多拥有寺产，以耕地为主。遇到信佛虔诚的皇帝，常常由皇家出钱敕建佛寺，甚至赐给寺庙田产银钱。佛寺逃避赋税，隐匿人口，自不必说。
当寺产过于庞大时，就会影响国家税收，威胁王朝统治。所以，华夏历史上常有皇帝发动灭佛运动，没收佛寺财产。
太平天国同样实行灭佛政策，主要出于宗教目的。因为太平天国政教合一，只尊崇拜上帝教，要打倒其他一切宗教。佛教寺庙寺产惊人，除了土地，还有大量金、铜等贵金属。靠焚毁寺庙，太平天国也大赚了一笔。
军政府建立不久，杨烜要集中精力推动均田工作，还顾不上管宗教的事。军政府施政纲领上，杨烜只是提到实行“宗教自由”。
名流云集的资政院，也吸收了德高望重的佛、道等宗教代表。甚至连新教传教士马修，也成了资政院的议员。
道教庵观往往藏在深山，道士们不大参与俗务，甘守清贫。倒是佛寺庙产较多，引起杨烜警惕。
譬如香谷寺占据大量良田，此次都被军政府没收。香谷寺不事生产，却养活了大量闲和尚。
此次均田，李秀成削减了香谷寺的和尚员额，遣散了多余的仆役。留下来的和尚，参照富农分给土地，让其自食其力。
香谷寺的房屋，亦被军政府征用。三分之一留给和尚，三分之一分给没有房屋的贫农，三分之一留作香谷村民兵连连部。
按照军政府规定，寺庙占据大量耕田，将被视作地主。而没收地主财产，仅限于耕田、耕牛、铁犁等农业生产资料，额外包括地主家的火枪、刀矛等武器。
地主宅院不在法定没收财产之列。但在八尺寨试点工作中，事情因人而异。
有的地主文质彬彬，平时对佃农还好。佃农们自然要平分他的土地，却不会去地主家里抢夺房屋、箱柜。
有的地主劣迹斑斑，佃农平日便仇恨他，但他又罪不至死。佃农便可能会冲进地主家里，抢夺他家的其他财产。李秀成督导均田工作队，只对佃农说理教育，有时也会出面制止佃农的过激行动。
有的地主罪恶太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譬如，米饭主韦三俊、香谷寺主持冯二虎，都被公审判决。其房屋、财产也被军政府没收。
因此，在八尺寨的均田工作中，在对待地主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弹性。这种弹性，固然暴露出黑旗军组织不够健全，不能像日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那样娴熟地执行土改政策。
但有这种弹性，也就能避免土改中的过激行为，为军政府留足政策空间。
再者，华夏历来提倡文治，地主有钱读书，其中不乏开明之士。军政府要发展工商业，就要取得地主的鼎力支持。他们经历过均田运动的暴风骤雨，见识了军政府的威力，也就更容易投身工商业。
次日上午，吃过早饭，培训班的军政大员都来到大雄宝殿，学习听取如何建设民兵连。
按照杨烜的规划，军政府最低一级行政建制为乡。但乡并不是华夏基层末端，乡以下还有一级，即为村。
为什么不在村里再建一级政权呢？
杨烜觉得，华夏胥吏太多，加一级编制，就要供养更多的胥吏，就要耗费更多的财政经费，得不偿失。
另外，农民历来都是弱势群体。华夏历来都是官本位制，如果在村一级设置官吏，农民的权益更容易受到威胁。
如果不设政权，让村民完全自治，又与黑旗军建强基层政权的初衷相违背。
民兵连，也就应运而生了。
大雄宝殿里，原来的铜像已被黑旗军征去，用于铸造火炮。杨烜坐在上首，就民兵连问题说道：
“大家要对民兵连予以足够的重视。需知军政府搞均田工作，不是一锤子买卖，不能分完田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我们要帮助农民保卫分田成果，要把军政府的触角伸向基层农村。
“这就要靠民兵连了。所谓民兵连，是指民兵组成的连队。所谓民兵，民在兵前，是指其本为农民，兼而习兵。遇有战事，民兵可以化而为兵，协助黑旗军正规军作战。
“我刚提出来民兵连时，有人不以为然，以为这是搞府兵制，以为这是模仿八旗的牛禄制度。实际上，军政府搞民兵连，与府兵制、牛禄制度风马牛不相及。”
府兵制创立于西魏，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
这种制度看似可以节省军费，保证农业生产，实则两难兼顾。唐朝以后，府兵制逐渐消失，但仍为后世的军队所借鉴。譬如，明朝军队的卫所制度便带有府兵制的影子。
至于牛禄制度，则是满人的独创。一个牛禄就是一个村寨，平时耕猎，战时打仗。牛禄里的人都有亲情、血缘关系，战时可以互相救援，战斗力较强。
军政府当然不会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