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华关东军悍然进攻沈阳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由于蒋某人密令东北军统帅张某人不许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于次日就侵占沈阳，随后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并于1932年成立了伪满洲国，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成为饱受欺凌的亡国奴。
就在这民族危亡时刻，曾经当过土匪的马占山将军挺身站了出来，他毁家纾难带队武装反抗日军对东北的侵略，打响了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虽然最后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失败，最后被迫退入苏联境内。但他的抗日大义，不仅感动了全中国人民，而且就像一颗火种，随后燃遍东北大地。
随后，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民主抗日联军，从1931年至1945年，整整坚持了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涌现出了周保中、李兆麟、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众多的抗日民族英雄。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际方面，与苏联的邦交已经因东北“中东路事件”而完全断绝，在内又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武力侵略，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
在国内，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由于党内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的统治显得软弱无力，尤其是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非常薄弱。
中共自1927年秋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至1930年夏，又先后组织了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的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了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了革命武装有十多个军约七万人，并多次击败了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但是，即便是在外敌入侵的这种危急情况下，蒋某人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在结束了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军阀的中原大战后，分别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和1931年7月，三次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但都遭到了苏区红军的有力反击，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2年底，蒋某人又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宜黄县的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仍然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某人仍不甘心失败，于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间，又调集了约100万兵力和200多架飞机，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此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极力主张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经过近一年的苦战，红军在阵地战中连续遭受重大损失，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最终失败。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突围转移的长征。
就在蒋某人绞尽脑汁想要将中央苏区扼杀在摇篮中的时候。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悍然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中日军队第一次展开了全面的对抗和较量。
淞沪抗战又称“一二八事变”，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为了转移当时的国际视线，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1月28日晚发动的进攻上海中国守军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铁蹄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肆虐，他们为了巩固对中国的统治，扶植前清朝皇帝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为了给日军侵占上海找借口，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炮制了“日僧事件”，日军以此为由不断挑衅和进攻守军，引发了淞沪抗战。
当时负责防守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面对日本人在上海的频繁挑衅，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点燃了全民抗战的热情。
淞沪抗战爆发时，蒋某人正在下野赋闲，但是为了改变自己不抵抗日军的形象，他派遣了张治中将军率领中央军第5军驰援上海。
在这场战事中，由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使国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蒋光鼐、蔡廷锴和十九路军在这场战事中声名远扬，他们打得日军三次换将，指挥官由盐泽幸一换为野村吉三郎和白川义则，且先后四次增兵都告失败，极大的打击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
19路军也在这次战役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士兵共8700多名，几乎占到了全军的三分之一。
虽然中国军队在上海给日军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此时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