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护国战争结束前，蔡锷将军的病况就因军务劳顿而日益加剧。紧张的战事结束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多次致电云南军政府请求辞职养病，未获允准。
民国五年，即1916年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蔡将军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7月6日，北京政府又进一步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这时，蔡将军的喉病经德国医生施治后，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肿痛加剧，甚至声音全失，说不出话来。他的精神萎顿，饮食也骤减，本应该好好休养治疗，但四川军政各方纷纷来电邀请他立即到成都就任，他只得拖着病体从泸州赶到成都赴任。
蔡将军到达成都后，带病坚持工作，很想有所作为。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川军，统一财政收支，并制定军队、官吏奖惩条例。但因病势日重，实在无法坚持工作。于是再三电请辞职治病，并保荐护国军参谋长罗佩金代理川督，戴戡代理省长兼会办四川军务。
8月7日，蔡将军获准假两个月，随即离开成都东下，于8月28日到达上海治病。他的老师梁启超特意来看望他时大惊失色，因为昔日年轻英俊的蔡将军此时已经瘦得形销骨立。梁老师几乎连蔡锷的面目也认不清了，喉咙也哑到了发不岀一点声音。
在上海医生的力劝下，蔡将军随后只得再次东渡日本，于9月底进入九州福冈大学医院治疗。这期间，北京政府颁布授勋令，授予蔡锷一等勋位。在授勋排名中，蔡锷仅次于孙中山先生和黄兴。
蔡锷离开上海时，黄兴也是重病在身，但他竟抱病专门前来码头为蔡锷送行，可见两人感情之深。
没想到仅过一个月时间，在日本治病的蔡将军就收到了黄兴10月31日病逝于上海的唁电，黄兴的死讯让他更是悲痛欲绝，但他仍坚持在病榻上亲自作挽联相赠。
11月8日凌晨，蔡将军病情严重恶化，他自知已到最后关头，于是打起精神口授遗电，凌晨四时，一代将星终于溘然长逝，年仅34岁。
当时也在日本的蔡将军挚友蒋方震在拍回国的电报中，对蔡将军之逝作了如此述评：“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蔡将军的英年早逝，引发了举国上下的悲痛。国会参议院、众议院在得知其讣讯的当日开会决定下半旗以致哀悼。北京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民国六年，即1917年4月12日，蔡将军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国葬。
国葬当天，虽大雨滂沱，行止不便，但送葬队伍仍有上千人。北京政府正、副大总统和军政机关以及广东等10多个省，还有岳州、衡阳、邵阳等地，以及参议院等单位，都派出了送葬代表送葬。
湖南督军谭延闿及各官员、军队，冒雨徒步护灵上岳麓山。下午2时，蔡将军灵柩运抵岳麓山万寿寺后山的墓地，由谭延闿领首，举行了隆重的下葬礼仪。在17声葬炮和哀乐鞭炮声中，护国英雄、一代民国军神蔡锷将军的英魂在此长眠和安息。
蔡将军的病逝，让李向东悲痛欲绝，他犹如第二次失去亲人那样感到了无比的痛苦和忧伤。
李向东自蔡将军从上海东渡日本开始，就一直作为他临时的贴身卫队长，带着十几个卫士紧跟在蔡将军的身边，并和一班专门负责蔡将军的医疗和饮食起居等事务的人员一起，陪伴着蔡将军走完了他最后的这段人生旅程。
这段经历虽然短暂而痛苦，但却使李向东迅速成熟，他学会了超越眼前的痛苦去思考问题，特别是在蔡将军的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在蔡将军治病期间，李向东深受蔡锷的信任，将他的许多书稿交给李向东帮他整理校正，李向东由此了解到了蔡将军的生平和他不凡的人生。
蔡将军出生于1882年湖南邵阳一个贫农家庭。自小就表现出超常的天赋，6岁开始读书习字， 9岁便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对联文章等也能信手拈来。
相传，当地知府命人在衙门口写下上联，令全城饱学之士前来衙门对下联。上联是：中秋月不明，挂一盏灯，替乾坤增色。
恰巧路过的小蔡锷，当着知府的面对出了下联：惊蛰雷未动，擂三通鼓，代天地回春。
蔡将军此联境界之高远，对仗之精准，令知府大人当场拍案叫绝。
蔡将军12岁那年就高中秀才，被誉为“神童”。就在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当世有识之士，拉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
受时代影响，蔡将军最终放弃光宗耀祖的家族使命，将“国富民强”定为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他果断放弃科举，转而钻研新学。
随后，他又考上了由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办的长沙时务学堂，接受了更为系统的新思想理论的学习。
此后，蔡将军继续东渡日本求学，中途为了给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报仇，毅然回到长沙参加自立军起义。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他奋而将自己的名字“蔡艮寅”改成“蔡锷”，取刀剑锋刃之意，随即投笔从戎，再赴日本报考士官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