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 明末清初之文人学者，曾散尽家财招募义勇与入浙清军抗衡，并曾经在抗清时左股中箭, 留下中箭, 留下 “箭瘢入骨阴辄痛, 舌血溅衣洗更新”这般诗句。
顺治十年时应试为诸生，借评选时文以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康熙年间他宣传夷夏之防, 留下大量的反清诗文，拒应满清的鸿博之征，后削发为僧。
雍正时吕留良早已经逝世, 但他著书立说, 留下来的思想仍为统治者所忌惮。
皇城内外之所以传得沸沸扬扬, 倒不是吕留良的名声实在太大, 而是因为, 他的下场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了。
吕留良本人被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 或斩首，或流徙为奴，是清代最为酷烈多文字狱。
或者也就仅此于靖难之后, 为明成祖夷十族的方孝儒。
“本朝定鼎之时，留良年方孩提, 亲被教泽, 方始读书知事。更于顺治年间应试，选为诸生。”
“而后每有岁科, 留良以其浮薄之才常居高等，更以此虚名浮夸乡里。由此可见，其本心毫无高尚之节。”
提到吕留良, 雍正当然是愤怒的，“康熙六年时，留良应试，因评为劣等，忽生愤弃青衿，追思明代之心。”
“康熙十七年开博学宏词科，皇考亲试录用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留良得浙江当事首荐，却固辞不出，乃至于削发为僧。”
“其时吕留良已为本朝诸生十余年，食德服畴，更有子孙数十。忽号为明之遗民，实千古悖逆反复无耻之徒，亦无有如是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也。”
“而其所谓‘著书立说’，不过是无君无父之狂徒卖文鬻书，营求声利之举。”
这些都是雍正对吕留良的看法。是统治者对叛逆者的憎恶与误解。
不过有一件事，当然也是雍正绝无法容忍的。
曾静之所以能够被释放，是因为曾静不过误听流言，讥讽雍正本人而已。
而吕留良的著述，出自胸臆，上诬康熙之圣德。
“他竟然还敢在书中对皇考任意指责，捏造子虚乌有之事，公然骂诅。朕是看了那些书的，其内容凡是为人臣子者，皆不忍览阅，不忍宣之于口，不忍述之于纸笔。”
婉襄只是安静地听着，其实他做过决定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她做什么。
所以，他在她这里寻求的是什么？
系统虽然运行缓慢，但在婉襄查询的时候，还是给了她结果。
吕留良这件事，其实起源仍在于雍正七年时湖南书生曾静之案。
曾静受询时曾经供称，其生长于山僻之地，素来没有老师，也没有亲友，于州城应试，偶然得见吕留良评选时问之评语，因此才被蛊惑。
随遣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中，其子吕毅中授以其诗文，满是愤懑激烈之词，多妄议井田封建之语。
吕留良有徒弟严鸿逵，又有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等人，往来投契，深信其说，妄生异心。遂与曾静一并押解来京。
而后自雍正七年起，各省之中有似供吕留良牌位者，有私藏逆书者，为人检举，已经牵连下狱很多人了。
雍正八年十二月时，刑部等衙门联合上奏，议定吕留良锉尸枭首之罪，将其财产没入官中，其子吕葆中又牵连至和尚谋叛案中，亦锉尸枭首。
其子吕毅中则拟斩立决，余者着官员查明之后按律定罪。同时又当晓谕州官，将吕留良所著书籍于一年之中尽行焚毁。
雍正没有这样做决定，甚至都没有让人将吕留良的那些书籍毁去。
这其实才是明智的做法，毕竟书籍之物，刊印流行自在人心，即便强行毁去，将来有糊涂人等未见其书，心中生疑，以为其中阐述圣明道理，反惜其不可复得。
更何况吕留良书中即便有大逆不道之语，在雍正看来，康熙帝圣德神功，也是不畏惧后人评说的。
“八年年末，朕思及天下读书者人数众多，降圣谕使各省学臣询问各学生监等，留良之罪是否当处以极刑。
“然而天下学生，皆以为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书，以大逆不道之最论处，实在至为恰当，并无一人有异议。”
普天率土之公论如此，国法自然不能宽贷。
“前经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抚、学政、藩、臬、提、镇等皆请照大逆之例，将吕留良与其子吕葆中锉尸枭首，吕毅中改斩立决，其孙辈俱正典刑。”
“可朕以为人数实在众多，因此免其家眷死刑，着发往宁古塔，给予披甲人为奴。至于吕留良之书籍诗文，亦不必销毁，其财产变价之后充为浙省工程所用。”
他说完这句话，没有再说什么。
而从他说他询问天下士子意见的时候，婉襄就知道他想要问她的是什么了。
天子做了决定，其他人还能说什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若是那些士子敢说一个不字，说不定就被打为吕留良同党。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人生很多时候也就是在为了浮名，为了一些空虚的东西而努力着。
如果她问婉襄是否理解，那么她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从可以因为